立足“十二五”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十三五”规划将更务实，更高远。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宋怡青
“制定五年规划的意义，在于阐明国家战略意图并明确政府工作要点，进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一位从“十五”时期便开始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编制的人士表示。
从1953年我国按照苏联模式编制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改为规划）便成为总结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引导国家中长期发展方向的抓手。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对诸多国家现有发展模式造成冲击，经济转型成为全球性话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深刻变化。眼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大，五年规划重要性显而易见。
中央对此坚定指出，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依据。同时，“十三五”规划将在形式、内容、深度、细节上做足文章。
“要让‘十三五’规划比以往更接地气、更与时俱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现状的深刻认识。”前述人士称，“十二五”收官总结是否客观、全面，因而变得至关重要。
“相对保守”的增长目标
在不少专家看来，从“九五”至今的20年，是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规划日益变得指向明确、主题突出且可执行度不断加强的20年。
例如，“九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则提出要全方位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提出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一五”期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显露，因而“十一五”规划全面开启了一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
而“十二五”规划，则在总结前几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今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任务和目标的关键。在国家发改委向全国人大提供的规划执行情况报告中，“十二五”规划的24个主要指标绝大多数达到了预期要求。一些指标，比如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等，还提前完成了规划目标。
“关键还是GDP增速指标。”前述人士说，编制“十二五”规划时，最大的顾虑是担心经济增速太快，考虑到地方GDP增速目标通常会比中央高出约2个百分点，中央就“相对保守地”定下了7%的增长目标。他回忆道，2010年10月在西安参加“十二五”规划调研会，与会的12位地方副省级以上领导均斗志昂扬地表示GDP增速要实现13%的目标。在场的中央部委官员则担心这与总体规划指标难以衔接。商讨之下，最终对地方给出了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指出劳动报酬与生产率进步须同时进行，“才将地方官员的GDP热情降下来”。
调研结束后，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在“十一五”指标基础上又加入了生态、能源、资源领域等指标，并对一些约束性指标加大了定责力度。
也正是由于相对谨慎，“十二五”规划任务眼下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亮点大概有六大方面：一是前四年GDP增速保持了8%的较高水平；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占比高速攀升；三是全社会研发经费从“十二五”初期的1.8%增至2014年底的2.9%；四是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十连增”；五是财政性教育投入占比超过了4%；六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全国基尼系数显著缩小。
此外，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五年，“十二五”在改革领域取得了新突破。
例如，去年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养老金并轨制；今年以来实施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年薪实行封顶制等等。同时，各大部委简政放权、资本市场酝酿注册制改革，以及上海自贸区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等，均为“十二五”期间可圈可点的亮点。
未竟之功
参与“十二五”规划制定工作的相关人士对当前经济、社会的症结性问题，给出了详尽的总结。
首先，“十二五”期间全国需求结构矛盾突出，表现为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尤其居民消费下降。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不甚合理，服务业比例仍然过低，且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均偏低。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的二元分化，使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加之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中东西部发展差距大，导致问题进一步加重。
其次，之前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人均资源短缺且能源资源消耗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目前单位GDP能耗远高于欧美国家。并且，还面临着水体及土壤的严重污染。
再者，我国企业、机构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强。
尽管“十二五”期间，企业、机构的研发投入略有增长，但相对支出的占比仍然偏低，有效科技产出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现有的科技成果中来自高校的不足5%，大量的研发投入遭遇到转化通道不畅等难题。
第四，当下的财政金融风险仍然突出。
近两年，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速普降，但财政支出却存在刚性，加之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安排，财政压力甚重。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至今仍居高不下，企业债务偏高、实体经济困境不减，以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等问题仍然存在。
最后，社会矛盾复杂多发问题未有根本性改善。
例如，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意见又难以统一，加之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不健康，导致区域性风险不断加大。
站在新起点上
汲取了“十二五”经验教训的“十三五”规划，将以怎样的形象面世？
5月，徐绍史在国家发改委一次“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表示，“十三五”规划将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中，小康社会是目标，其余三个是保障。”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阐释，“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定好合理目标，给出可行的改革方向，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
根据目前的调研及讨论方向，改革导向上，“十三五”将强调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升级，把发展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摆在关键位置，推动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同时继续坚持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的原则。
“时间紧、任务重。”“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我国的内外部环境之于“十二五”，已然产生了深刻变化，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较以往更甚。
国际环境方面，尽管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各国均在争抢话语权，大国博弈进入新阶段。同时，全球经济仍在调整和分化中艰难前行，美欧国家再工业化的进程与我国的发展构成竞合关系。全球科技变革亦正在拉开序幕，中国要么一箭在前，要么则很快被拉开差距。
国内环境也不乐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处于工作年龄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在2010年到达拐点，人口红利的消失速度超过预期。
“传统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惯性犹在但不可持续，新的发展在于实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或在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最大机遇，则在于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