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是少子化背景下青少年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少子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以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人口萎缩为表征的新人口危机，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和年轻家庭的生育观念也已经发生巨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健康健全的家庭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家庭的主体是人，如何在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下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使之更加有效地提升家庭建设质量，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听他剖析人口新常态下的风险因素以及如何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

    警惕人口新常态下的风险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以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为特征的新常态。你怎么评价这种新常态？

    穆光宗：从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到最近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遇冷的新情况，都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中国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面临的是少子化背景下青少年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少子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以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人口萎缩为表征的新人口危机，民众的整体生育意愿和年轻家庭的生育观念也已经发生巨变，中国必须根据这个变化适时地调整人口政策，形势可以说已经非常危急了。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挑战远在人口规模的压力之上。人口结构上的重大变化简单说就是代际失衡和性别失衡。代际人口失衡表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而性别失衡则表现为目前男性可婚人口比同年龄阶段的女性人口多出两三千万，意味着未来会出现巨大的不婚人口，潜伏着“光棍乱世”的社会威胁。这两种失衡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所以，当我们提到人口的新常态，需要有一种深重的危机意识，意识到这种新常态下蕴含的风险和挑战。

    日报：具体来说，中国人口现在有哪些风险呢？

    穆光宗：中国人口面临的风险包括两个层面，国家、社会层面和家庭、个人层面。

    从国家、社会层面来说，目前持续的少子化态势会带来劳动力短缺的严峻问题。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现在还是以每年几百万的规模减少，而且表现为长期的趋势。这会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直接的硬约束和负面影响，这一点从近十年的招工荒现象已经看出端倪。由于我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生育率长期低迷，导致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这会带来国防人力资源的不足。世界惯例是“独子不当兵”，然而目前我国却有70%左右的士兵是独子。人口对国防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在和平年代，人口表现为一种威慑力，那么在战争年代，人口就是一种战斗力。

    至于现行人口政策对家庭和个人方面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1980年以来，中国已经产生了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从本质上来说，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家庭”。比如，社会现在广泛关注的失独现象，其实就是独生子女风险的一个集中体现。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失独家庭100多万，而且还在以每年六七万的速度增加着。

    失独之后再生育的难度往往比较大，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失独家庭近万个，后来通过绿色通道再生育成功的只有一两千个。绝大部分失独家庭（尤其是孩子成年后失独的）难以实现再生育的梦想，往往只能在“痛苦老龄化”中度过“无后残年”。

    正如我在《蝶恋花·老年失独之问》一词中感叹的：“有节无亲度残年，魂断青山，夜半惊梦寒。无处取暖谁堪怜，更不忍视而不见。敢问春风去哪边，四顾黯然，无人识冷暖。老无所依难上难，自苦自强空余欢。”

    除了失独风险，还有养老风险。现在4-2-1（4位老人夫妻2人1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一方面给父母养老带来风险，也给独生子女本人的养老带来风险。家庭养老名存实亡，社会养老难以依靠。养老金制度的持续是需要年轻人缴费来维持的，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么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有多少人遭遇养老风险呢？这个形势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的老龄化是家庭少子化背景下的老龄化，就像跷跷板一样，一头沉，一头轻，这其中的风险是巨大的。

    更值得警醒的是，现在是人口失衡与人口亏损叠加，各种风险在积聚，中国已经处于人口危机的前夜。而且形势紧急，回旋余地非常小。如果再不果断采取措施，中国将来会非常被动。

    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

    日报：今年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重视家庭建设。而家庭的主体是人。你认为怎样可以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

    穆光宗：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看待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首要就是人口的复兴。根据统计，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至1.3左右，这已经是很严峻的形势了，远远低于2.2左右的世代更替水平。照这样下去，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将指日可待。可能有人说我们有13亿人，不怕负增长。但是这个负增长是很可怕的，将加剧中国人口的老化；它减少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不可逆转。这种年轻人口亏损的状态持续存在，会给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个层面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持续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就非常关键了。过去我们的观念存在严重的偏差，总是把人口看作包袱，看作负担，这是计划经济制度下陈腐的人口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是资源，是财富，是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要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首先要转变落后的人口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应该只成为一句口号。尊重人口规律，保护人口生态，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反映的是人口内在的趋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提醒我们要对人口规律和惯性保持敬畏之心。

    要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必须恢复和明确“计划生育”的本意。现在有一种误区，以为计划生育就等同于一胎化，反对一胎化就是反对计划生育，这种理解是偏狭的，不符合事实。

    所以，我认为，全面鼓励二孩但不限制多孩应该成为深陷超低生育率危机的中国紧迫的人口新政，成为人口新国策的基本内核。家庭兴旺则民族有望，二胎化是大国人口必须坚守的底线伦理，也是实施起来其实已经勉为其难的战略性举措。长远来看，持续的低生育率终究将演化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放开随着时间的推延只会更显紧迫。保护和优化人口的生态平衡，遏制人口少子化的趋势，提振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才是大国复兴应有的人口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