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国企改革主要矛盾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方向，把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本刊记者王延春/文

　　由国务院酝酿出台，牵涉多个部委参与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使各界翘首以盼。

　　然而，国企改革方案迟迟未出，使舆论陷入暂时的焦灼。“企业焦虑、地方焦虑，感觉摸不着方向。”一位国企的老总表示。

　　据悉，国企改革的总文件数易其稿，并没有按期出炉，是由于各方利益杂糅，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委还未达成共识。同时，由于再三斟酌国有资产流失等关键问题，改革一时踌躇难行。

　　今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成员单位包括中组部、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该小组负责落实国企改革的工作部署，统筹研究和协调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跟踪督促国企改革进展，提醒国企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将提速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的出台，并有利于跳出部门视角，摆脱本位主义，从而使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利益，从全国人民利益角度出发。四中全会之后，原本由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牵头制定的国企改革方案由国务院统一规划。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如果不能从国家利益，从全民利益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一开始就打折扣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

　　据悉，原本年底出台的国企改革总方案将于明年上半年出台。

　　尽管国务院方案还未出台，但目前已有25个地方版的改革“路线图”陆续出炉，分别涉及混合所有制、国资结构调整、产权制度、分类监管等多方面内容。

　　与此同时，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部分央企也开始试水混合所有制，计划分别拿出管道、销售或者部分增值环节引进非国有资本。

　　各层面的国企改革频频试水，让市场对中央版的改革方案更为期待。

　　赵昌文接受《财经》(微信公众号 mycaijing)记者专访时表示，地方国企改革创新不够，关键是思想上还在等待国家的具体方案出台，到底该怎么混合，哪些领域可以混合，地方希望等方案明晰。

　　同时，赵昌文表示，国企改革也不是单兵突进，需要系列配套改革，如果能按照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盘子，同时推进垄断改革，准入、价格改革等系列改革，方能为国资国企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企改革关键是共识

　　《财经》：为什么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迟迟出不来？

　　赵昌文：国企改革有其核心逻辑和主要矛盾。目前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迟迟不能出来，就是由于几个关键问题还未达成共识。

　　比如，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也就是说，未来国有企业往哪里去？有意见认为应该大幅度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也有意见强调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它的“三力”即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还有的从政治角度来认识国有企业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关联起来，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共识不够，甚至在少数问题上没有共识，是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来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共识不够不仅是指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少数人，实际上在整个理论界、学术界，甚至重要决策部门、国企实际工作层面，共识都不够。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就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要尽快达成共识。

　　《财经》：据说，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数易其稿，但各部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赵昌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将所有的改革分解成了具体的改革任务，并由不同的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国资国企改革任务也是由不同的部门牵头的。部门牵头的好处是，很多工作推进更有效率，但是从目前来看存在的问题是，部门很难摆脱本位主义，前期已经制定的一些改革方案带有比较明显的部门色彩。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共识不够吧。

　　所以，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从部门格局中跳出来，要从国家利益，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改革方案，进行顶层设计。否则，在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果说我们不能从国家利益，从全民利益出发，那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一开始就打折扣了。

　　个人认为，少数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专项小组直接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方式是可取的。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门利益的问题，再加上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使得改革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从目前看，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改革方案设计过程中要进行充分的理论探索、允许自由争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中，理论探索和争论，从来都是关键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几轮改革，如果没有“两权分离”理论的提出，没有把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终极所有权分开，就不可能有破产法，不可能有“有进有退”；如果说没有股份制理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革，也就不可能有混合所有制的基础。所以说，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推动了上一轮国企的改革，而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也需要在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创新和突破。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了不少新的理论创新，关键是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和执行。

　　第二个是加强调查研究。新一轮的改革方案一定要重视对地方、企业的调查研究。因为，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的情况很多是不相同的，自然没有必要一个方案；不同地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情况差异非常大，也不见得用同一个方案，至少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方向是不同的。所以，只有多听取地方、企业对改革的呼声，对改革的建议，这样使得顶层设计的方案更有针对性。

　　《财经》：怎样看待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定位？

　　赵昌文：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抛开姓资姓社的争论，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出发。我说的是国民经济，不仅仅是国有经济，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更加强大这一目标作为改革的目标，并以此来推动和设计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换言之，如果国有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那该收缩的就要收缩，该退出的就要退出，而不是为了收缩而收缩，为了退出而退出。相反，国有经济也应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必要自毁长城，为了改革而改革。我大体是这么一个认识。

　　《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似乎限制了方案的改革力度，认为国企总体上已经和市场经济相融合，意味着下一步市场化改革推进有限。况且，提高企业效率、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本属于企业内部事务。

　　赵昌文：三中全会的《决定》是纲领，是改革的行动指南，不是具体国企改革的总方案，作为改革的纲领和行动指南必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个方向性的表述。所以，你提到的这一段是一种有益的平衡。

　　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当前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办法，并以此来制定改革方案。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重要的是即将出台的改革方案，是不是有勇气、魄力和远见。

　　改革方案是在纲领和行动指南下开展的，目的是以实现纲领和行动指南所提出的目标。而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就是把三中全会的《决定》搬下来，解读它，让它变得内容更多、语言更丰富，这个就搞错了。那么改革方案是什么呢？是“四梁八柱” 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而不能抓一些细枝末节，最终还是没有在关键问题、重大问题上有突破。因此，一定要抓住体制机制的大问题，抓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去设计改革方案。

　　《财经》：中国国企改革推进了30多年，从转换经营机制、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但是，改革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是否在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等实质问题？

　　赵昌文：国有企业在所有权改革方面还是取得了进展。其实，从股份制引入以后，国企改革就已经从早期的调节利益关系进入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甚至到上一轮改革的后期，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升到了按照“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整个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层次。但客观地讲，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并未完成。比如公司制改造还未完成。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在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其母公司除少数外，基本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有独资企业，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只有7家，真正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只有1家。

　　再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仍很普遍。全国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占整个实收资本的比重高达97%，集体、民营和外资等合计占3%。一些央企已经成为“独立经济王国”，规模庞大，链条过长，甚至高达7级以上。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新成立的上万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情况比老国企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一定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向，把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