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内涵以及未来城镇化的总体发展思路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面临众多的挑战与障碍，其中核心是贫民窟的隐忧、老龄化的挑战和城镇化的资金来源问题。

　　贫民窟隐忧：

　　拉力不足和推力不确定性增大

　　巴西贫富差距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案例。巴西1960-1990的前30年即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贫民窟大量产生的过程，社会贫富差距达到极点。巴西的城市化率从1960年的46.1%上升至1989年的73.1%，人均GDP从1960年的208美元上升至1989年的2893美元。1989年可以说是巴西的一个转折点，总体上基尼系数从这一年开始产生下降趋势。土地制度是巴西前30年快速城市化和贫民窟相伴生的重要原因。巴西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和大农户手里，大部分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这种土地极端不平均的状况使贫民窟现象不可避免。但在后20年发展中，巴西开始关注低收入人群，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服务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以各种帮扶计划援助低收入人群，经济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从巴西的例子可见，城市化包括两种力量：推力和拉力。推力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推动农民的非农就业；拉力是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当推力远远大于拉力时，容易产生“贫民窟”现象；当推力远远小于拉力时，容易产生“民工荒”现象。在中国，还存在人为施加的制度障碍——户籍和土地城乡二元结构。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的风险包括两个：一是拉力不足，就业与住房容纳能力欠缺；二是推力受地方政府征地、新生代农民工偏好和农民增收影响，不确定性增大。

　　从拉力看，目前中国的特大城市拉力有余，而战略主体的中小城镇拉力不足。中小城镇的国有企业效益较低，吸纳劳动力有限，而民营企业活力受压制，吸纳能力减弱，中小城镇的发展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这促使中小城镇的农民非就近转移，而选择长途奔波地跨省、跨区域流动。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持续低迷，产业升级又受到劳动力素质的制约，未来城镇化的拉力增长空间受限。在住房条件上，大城市持续上涨的房价严重排斥了低收入群体，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城郊村等处，难以实现长期生活和市民化转变。

　　从推力看，影响因素包括三种。新生代农民工偏向城市，因而推力增大；新农村建设和农业补贴、农民收入快速上升，促使推力减小；地方政府依然有极大的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征地和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以腾出土地，此过程必然将农民推向城市，因而推力又增大。当新生代农民的意愿和地方政府的意愿产生的推力远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上升的吸引力时，便面临推力大于拉力，继而产生贫民窟的风险。我们认为，中国如果实现相对平均的土地分配，配合“三纵两横”产业重新布局，以及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全有能力避免贫民窟的风险。

　　土地分配不均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贫民窟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中国的土地分配相对平均，对于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拉力的就业方面，通过“三纵两横”产业重新布局和产能重新分布，发展中西部产业群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对应的产业支撑，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强中小城镇的拉力。同时通过户籍制度的户籍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非农就业的吸引力，持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发展。

　　在拉力的居住方面，通过廉租房建设、城乡结合部改造、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房屋供给，以满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需求。就业和居住问题都能有相应解决方案，极大降低贫民窟和收入差距恶化的风险。

　　在推力方面，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和探索土地流转模式，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使其不至于变得一无所有而被推向贫民窟集中区。征地制度的改革也将规范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抑制其征地冲动。最后，再配合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逻辑，更多地偏向为辖区常住人口服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老龄化挑战：劳动力供给不足

　　和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从1950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看，随着经济增长，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趋于下降，但降速差异很大。60年中，全世界从4.95下降到2.52。美德等早期工业国家在60年间大概下降1个单位。下降最快的是韩国，从50年代中后期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1.29。中国80年代前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在1970-1980年短短10年间，总和生育率从5.94下降到2.93，一直到最近的1.64，目前可能低至1.18。中国的妇女生育率水平总体上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触及发达国家的低水平。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持续上升。60年中，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从47.66年上升到67.88年。除了起点不一样外，各国的增速相似，每五年平均上升1~2年的预期寿命。中国在70年代前处于较低的45年左右，而后快速上升至60年，在2005~2010年间达到72.71年预期寿命。中国目前的人口预期寿命高于世界水平，一方面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8，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上升到72，在发展趋势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很自然地，整体人口的年龄结构将趋于老龄化。

　　老龄化引发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老年人口数量相对于青壮年人口快速上升。中国总体水平较低，1950年为每百人抚养8.7个老人，2010年上升为每百人抚养12.7人。同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从1950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9，增加2.6，同期中国增加了4。因此，对于13.47亿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老年抚养比升速不容忽视。

　　老龄化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加大养老金支付压力影响城镇化进程。在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必然下降，这将给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两方面的挑战：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首先，劳动力供给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拉动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源熄火，城镇化发展也将面临停滞。第二，新型城镇化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而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将逐步享受养老保险的基本保障，这对于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支付系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困难。随着农民工将家庭一同迁至城镇，其老年家属的养老问题将加重养老金系统的负担。过去农村老年人口依靠土地、依靠亲属养老，未来城镇化需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大量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老龄化的挑战固然存在，但我们认为风险可控，我们由其做出推断：十二五期间有望逐渐放宽二胎政策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每5年延长一年），使得人口红利部分恢复，这也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可持续性的要求。

　　第一，关于劳动力供给问题。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变，即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偏向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通过“深度城市化”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偏向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转为依赖于内需的增长方式。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不再严重依赖于数量巨大的青年廉价劳动力时，老龄化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虽然非农劳动力数量上难以再有大规模增加，但是目前农民工的非农就业时间平均4个月，劳动时间上仍存在很大提高空间。同时，我们判断十二五期间二胎政策将有所放宽，人口红利部分恢复。

　　第二，关于养老金支付问题。“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系统在老龄化国家中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方向是转变为“基金制”，即完全积累形式的养老保险账户。对于短期内的养老金缺口，一方面通过养老金“双轨制”改革降低部分高昂的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吸纳新增居民进入养老金系统，探索养老保险跨区域携带方案，提高养老保险在流动人口中的覆盖面。还有一点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当然，其中必然受到各方利益的阻力，只能在协调摸索中取得进展。更为关键的是实现养老金的长期稳定收益，目前国家正积极探索拓展养老金投资渠道的方案。对于新增的进城农民，其养老保障可以结合土地制度改革，将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转化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以此减轻养老金的短期压力。我们判断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探索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从长期看这也是保持国家资产负债表可持续性的要求之一。

　　资金来源：地方政府

　　融资渠道单一和民资参与不足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满足新增居民的公共需求，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廉租房建设、养老金支付、义务教育支出、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支出等；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经营模式转变要求地方政府将土地增值收益与被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按比例分享，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资金。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共同推进必然增大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产税的推广等，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然而，就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来看，资金仍存在较大的缺口，而且上一轮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尚未消退。资金不足和地方债务积累仍是未来城镇化的重要风险。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和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的城镇化支出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拓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城投债、资产证券化、基建信托等方式或成为银行贷款之后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方向，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加杠杆的空间，当然前提是在公共财政法案约束框架内。适当提高地方政府杠杆率仍是可选项。自2006年以来，直接融资成为社会融资的结构性变化亮点，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拓展融资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摆脱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的依赖。

　　引进民资参与，走向市场化投融资。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激发民间投资将在未来稳定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政府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在2012年12月19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卸掉、“玻璃门”打碎，对规划内投资项目也要减少审批、简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 总体而言，资金并非没有，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阻碍资金自由流通的障碍。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投资项目将更多的触及民生，真正改善百姓的生活，因此具有重要投资价值，能够吸引资金，重点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让资金流动起来。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