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1月18日 04:52 |
作者： |
张媛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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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媛媛
编者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国资本市场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诚如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不久前在纪念资本市场建立20周年座谈会上所言，我国资本市场虽经历过不少曲折，但始终坚定向前、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初步具备了在更高层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条件和能力。
历史在传承中递进，事业在开拓中延展，前不久，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等几位市场的缔造者与建设者在接受央视和本报记者专访时，与我们分享了资本市场20年来波澜壮阔的拓荒寻路、改革探索以及不朽功绩。我们在此辑录刊出，既是呈献给广大读者的新年礼物，也表达我们对历史的尊重与建设者的崇高敬意！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争议声中推行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是一种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制度，改变了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的状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也把股东和经营者分开。建立股份公司以后，法人治理结构随之形成，同时也有一系列的激励制度，因此，股份制能把企业激活。
记者：文革之前您有没有听过“股票”？您印象中第一次听到“股票”、“股份制”是什么时候？
刘鸿儒：我在前苏联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读过《资本论》等相关书籍，对“股票”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但中国当时还没有股票。那时在教材中，股票是作为批判的对象、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来介绍的，计划经济是不搞市场体系的。
记者：您自己是否认为股份制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在您回国之后，比如说文革期间，股票这种东西是不是当时没人敢提？
刘鸿儒：股份制是和计划经济对立的东西，它归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市场按照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属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无政府状态的状况，就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文革期间没人提股份制，都是大批判，批判一系列资本主义思想和表现。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您什么时候知道中国可能要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制改革？
刘鸿儒：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讨论的，主要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作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都参加讨论。中国的企业怎么改？主要是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怎么改革？要探索路子！一步一步地探索到最后，大家认定就得走股份制这条道路。
对股份制为什么能够取得共识？首先，股份制是一种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制度，改变了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的状态，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也把股东和经营者分开；其次，建立股份公司以后，法人治理结构随之形成，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市场监管等制衡约束机制，同时也有一系列的激励制度，因此，股份制能把企业激活。实行股份制以后，它像滚雪球一样，国家用少量的资金越滚越大，把社会的资金滚进来。股份制能搞活企业，能做大企业，所以它是个好的机制。
记者：当时是不是有反对的声音？
刘鸿儒：当然，反对的声音很多。那时，我在体改委做副主任，负责主管和推进这方面改革，并研究股份制，做了很多试验。大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不是私有化问题上。当时有部分人士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国务院发出文件指出，要推进股份制，同时对于什么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什么企业不可以实行股份制，可以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股要控制到什么程度，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会有规定和限制。
十五大以后明确，公有制重点在国有经济控制力，不一定讲百分比。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企业，国家有控制力就可以，不要求百分比有多高。这样，企业能搞活搞大，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也就是说，它不是私有化，也不是原来国有一股独大，单纯的国有企业，这样机制改了，国家的控制权没变，所以它才能通过。
顶着政治风险力挺股市
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改革没有回头路。坐上改革列车的人，无论是开车的人，还是推动列车的人，抑或是参与坐车的人，我们都没有回头路。
记者：提到证券和政治的关系，不得不说到您的“飞机上的两小时”，这段历史一直被传为佳话，业内认为刘鸿儒又一次拯救了中国的证券市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鸿儒：在当时，姓资姓社的争论是一个全党全国的大争论。深圳的股票市场热起来以后，我受国务院委托带领工作组多次去调查帮助规范整理。据说，当时《人民日报》发了内参，报道了有关深圳股市热的事情。中央领导中若干老同志对此批评得很厉害。那么争论就加深了。
时值江泽民同志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大庆，带着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庆典。其间，调查了深圳证券市场试点情况，同时召开了座谈会。深圳那个座谈会当时我没有参加。在接下来的珠海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大庆中，江泽民同志才见到了我，才正式开始谈资本市场的事情。在专机上，很多部委的负责人都在，江泽民同志坐在里面、我坐在外头，对面是田纪云副总理和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我们四人共议此事。我说，总书记，股票市场的试验风险很大，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上海、深圳这个改革试验不能后退，更不能取消。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能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不会搞私有化的。但是由于没有经验，风险又大，所以不要因为轻易地出点问题，就要戴政治帽子。如果一戴政治帽子，我们这些搞试验的人就没法做了。江泽民同志最后临下飞机，明确表态，这个改革试验要继续，但是暂不扩大。
记者：在当时的争论下，这样去力挺证券市场，您个人有没有考虑过政治风险？
刘鸿儒：改革没有回头路。坐上改革列车的人，无论是开车的人，还是推动列车的人，抑或是参与坐车的人，我们都没有回头路。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银行任常务副行长，主要负责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和银行改革。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股份制、股票市场、金融市场。从内心来讲，我觉得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才有出路，这是我实践中得出的答案。所以，必须改革，改革就有一个探索过程，弯路是难免的。
证券市场纳入统一监管
在资本市场非常敏感的时候，监管的力度要加强，加强就要集中，不同部门发出不同声音会给市场带来混乱，会让不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的人钻空子，所以必须加强统一监管。
记者：业内不少人认为，“8.10”事件的发生促进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刘鸿儒：在“8.10”事件之前，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很多代表委员曾提议资本市场发展要有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代管、各级政府都参与的多头管理效果不太好，不太适应。当时，领导考虑这个市场很小，迫切性不强。应该说“8.10”事件的确催生和加快了统一监管证券市场的进度，促使立即决定建立中国证监会。“8.10”事件以后，国务院公布文件，干部任命等原来要通过组织部谈话等一系列程序，一次性都解决了，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就正式成立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担任证监会主席是个坐在火山口上的工作，您知道这个风险为什么还勇于承担这个职责呢？
刘鸿儒：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找我谈话，他说，看样子你要出山，做这个证监会主席。当时，他是国务院证券委主任、我是第一副主任。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事，谁也干不长。他说不怕，出了事我来承担。我们能出了事让总理承担吗？这是不会的。我们应该要勇于承担，工作需要，这个活总得有人做。
记者：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您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刘鸿儒：证监会成立之后，第一是定方针和指导思想，就是在1993年大会上的发言。第二是立法，资本市场风险大、透明度高，要保护投资者，就要靠法律。当时出台股票市场监管条例，并相应推出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和办法。第三是组织专家队伍。
记者：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初，包括交易所的监管都是归各地方管理。这时候您觉得统一监管容易吗？统一监管对证券市场带来什么好处？
刘鸿儒：当时因为刚成立，我们的监管能力有限，深沪交易所归地方管，证券监管部门归各省市管。基金、券商归人民银行管，后来慢慢统一了。
美国的经验和香港的研究表明，在资本市场非常敏感的时候，监管的力度要加强，加强就要集中，不同部门发出不同声音会给市场带来混乱，会让不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的人钻空子，所以必须加强统一监管。
记者：建立全国性市场也是因为监管权的统一才有的吗？
刘鸿儒：起初在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是本地公司，后来外地的拟上市公司也多了起来。但是，外地上市公司一进来，就超出本地政府的管辖范围了，那也就必须要有统一的监管。两个交易所要搞大，也就必须要是全国性的。因此，统一监管是大势所趋。
记者：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初是怎样的情形？
刘鸿儒：迫于形势所需，中国证监会很快就成立了。没有办公地方，就先租了保利大厦。经费从哪里来呢？就去借了些钱，开始是没有拨款的。人从哪里来呢？来自四方面，一是当时体改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是联办搞研究的年轻人，三是向中国人民银行要人，其余还有就是临时从其他单位调来的人。最初可能就20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中国证监会第一次内部开会，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前人没有走过，我们修好后，后来人就可以开快车了，所以大家很辛苦、也很幸福，因为是拓荒者。大家干劲很足，热情很高，为资本市场做贡献，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为H股闯出一条路
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有两点好处，第一是改造国有企业，走股份制、上市公司的道路，国际市场要求严格，对企业大有好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量募集资金，把企业做大做强，扩大企业的国际影响，同时也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支持。
记者：1993年，青岛啤酒作为第一家在H股上市的公司，是您亲自推出的？
刘鸿儒：对！都是我亲自做的。H股本来花了很大力量，原本准备要上海石化做第一家，后来有些问题没协商好，就推青岛啤酒作为第一家。
记者：是不是当年海外上市的时候也有反对声音？
刘鸿儒：当时，香港的确有要求，因为香港的股票市场主要是房地产业。他们有呼声，希望国内的企业去上市。国际上市的好处有两点，第一是改造我们的国有企业，走股份制、上市公司的道路，国际市场要求严格，对企业大有好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量募集资金，把企业做大做强，扩大企业的国际影响，同时也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了支持。各个方面看来利大于弊，因此，国务院决定推出H股。经过一年的酝酿与谈判，落实了具体操作流程与细节，与此同时，先选了10家企业，最后定了9家企业，第一批上市。
记者：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仪式大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刘鸿儒：当时觉得我们的国有企业能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改革开放走出了一大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同时，我们也推进了一批企业实行国际标准要求下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现代股份制企业给国有企业改造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经验，为会计制度等各种相关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闯了一条路。
探索中国国情资本市场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借鉴了全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违反，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记者：您作为第一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当时作何感想？
刘鸿儒：我当时已经62岁了。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80年代，整体金融改革方案已经出炉，银行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基本都成型。唯一缺的就是金融市场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我有机会把这段改革走完，改革的使命才能算完成，也算对国家有了交代。
记者：您是感觉到兴奋还是压力？
刘鸿儒：压力！年纪大了，感觉不到兴奋了，只有压力。越有经验越保守，没做过的事情必须慎重。因为既要学习国际经验，又要研究中国国情，探索这条路并不容易。
记者：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路和国外的路一样吗？
刘鸿儒：一样，却又不一样。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借鉴了全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而不违反，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我们企业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再上市带来了很多老问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干预是很大的，尤其在不理解市场，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去干预。这种问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遇到的。20年来，资本市场遇到的包括公有制、股权分置等各种问题，一个个逐步解决。
加快资本市场国际化
我们经常会遇到怎样看待资本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体会是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的关键是深化改革。规范和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发展无从规范，不规范不是真正的发展。
记者：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奠基者，您个人对资本市场有什么期许？
刘鸿儒：资本市场前20年，解决了国民经济根本问题，即通过企业改制增强经济活力，通过银行改革支撑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发展，度过亚洲金融危机。没有这些就没有今天。
资本市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企业的重组整合，发展高科技上。我们扩大国际往来，国际企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同时，我国企业大量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使全球化速度加快，因此资本市场的作用从现在开始，就在于支持和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过去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现在的任务是扶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培育出一批能够支撑经济更有质量发展、更有科技含量的企业，扩大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更加注意资源类企业的发展，因为这是基础。
现在国际合作和过去不一样，他们要进来、我们要出去，所以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要加快。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性市场，我国很多商品期货已经拥有了话语权。所以未来总体思路上，一方面是要扶持中小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记者：您认为未来的资本市场如何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做贡献？
刘鸿儒：这20年来，我个人的认识了很大的转变和提升。当前，我认为，当前资本市场面临服务方向的转型，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融资体制的两个轮子。上世纪80年代确定间接融资（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市场）为辅；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认识到应当调整为二者平行发展、自行定位，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二是建立多元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已经引起重视，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多元的市场体系尚待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金融期货及其他衍生品市场，规范发展产权市场。
三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强化两个支柱，即：优质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我们从证监会建立之初就认识到，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资本市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从短期投机为主转为长期投资为主，从散户投资者为主转为机构投资者为主。
四是有效运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进军国际资本市场是重要发展战略，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取得了突破和成功。应继续支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行上市、进行海外收购兼并，同时要研究推动交易所建立国际板，吸引海外优质企业来上市，让国内投资者分享世界成长机会。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与国际市场逐步交织和融合，既要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更要有国际视野，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深化改革。
五是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经常会遇到怎样看待市场出现问题的争论。我的体会是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的关键是深化改革。规范和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发展无从规范，不规范不是真正的发展。
六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一个复杂的、需要逐步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资本市场的监管必须集中统一，不能政出多门、滥发信息、多头审批。同时，也要形成政府监管部门为主体，交易所第一线监管为基础，由协会和企业自律监管相配合的监管体系，防止过分集中，过分繁琐。依法治市，强化监管，才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详细内容敬请关注近期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型专题片《大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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