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10日 04:22 |
作者： |
邵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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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邵宇
消费需求不振 收入分配难辞其咎
中国目前面临的是，国际竞争环境恶化从而外需不振，和国内投资拉动增长高峰不能持续从而导致经济减速的叠加难题，经济持续增长的助推器就只剩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了，这其实是结构调整必经的阵痛过程。
尽管扩大内需的政策和呼声已有多年，但总体情况则是居民消费需求仍旧不振。主要有几个原因在压抑消费：1）“九五”以来的改革涉及到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和教育，2）市场信用体系和信用文化的不健全；3）最重要的———收入总量和收入差距问题。前两者都是长期性的因素，特别是消费习惯，但并没有恶化，有些方面还略有改进。
从收入总量水平上来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为1100美元，是美国的1/30，也比不上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巴西。而从分配差距来说，我国基尼系数自90年代初就处于不断上升中，早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2006年达到峰值0.496。另外，我国还有特殊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总体来说也是逐步扩大趋势。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占比的下降，都可以主要归结于收入总量和结构（分配）的原因，而且已经愈发显着。
多层次收入分配决定要素配置格局
一般而言，收入分配的次序如下：第一次分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分配），即创造的财富以工资形式转移到劳动者手中（同时资本得到利息和剩余，土地得到租金，企业家才能得到奖金）；第二次分配，则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政府行为转移到居民手中（可能是特定居民）；第三次分配则是自发的甚至是没有记录的转移，如慈善行为等；第四种则是一种隐性的收入分配路径，此类分配在全球各种经济体均存在。现在的情况是：
1、第一次分配：资本挤压劳动。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总体趋势下降，在2003—2006年期间表现更甚，之后稍微得到弱化，而作为营业盈余则大幅上升。即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财富从劳动者手中被转移到了资本手中，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显着。以全球制造业工厂、我国外向型工业基地东莞（地级市）为例。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除危机时期外，东莞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一直都小于GDP增长5到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这批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增长大于其收入增长，更深层次的是本属工人的财富转移到资本手中，而且这个转移规模则是越来越大。一次分配对于工人而言实在太低太不公平，如同狄更斯时代，资本的效率和效益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压迫上，资本过度索取。
2、二次分配：公共挤压个体。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已有的数据显示，不管是在经济顺风顺水的2005、2006年，还是有罕见恶劣经济环境的2008年，个人所得税的增长都要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总收入同比增长，也意味着居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在被资本侵蚀之后，又进一步通过二次分配被转移给政府部门。
我们将每年国家财政收入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纯收入之比作为参考指标，可以发现，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一直在对居民进行“侵蚀”：1998年时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1.82亿城镇居民收入，而到2009年则是3.99亿人；农村则更加明显，财政收入是13.29亿农民的纯收入。
应当看到这个财富转移过程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个体消费被抑制，另一方面的转移支付会有助于特别困难群体的消费改善，但最耀眼的是近年来各项大型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件得以实现，但可能是过于奢华的实现。
3、混乱的隐性分配。
还有就是游离在报表之外的各种隐性收入分配渠道。通常是指黑色和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色情交易和贩毒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各种打点费、好处费、劳务费等，也使财富向具有一定禀赋的群体转移，如开刀的医生、安排座位的教师等其他具有“生杀大权”且监管不到位的职业；具有一定内幕信息禀赋者，在资本市场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
有关研究显示：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灰色收入扭曲了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要素配置格局。
转换内需 调整收入分配刻不容缓
打开内需转换开关，适时调整收入分配已经刻不容缓———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努力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一次），调节过高收入（二次），取缔非法收入（隐秘）。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在一次分配上，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工人必须有自己的真正代言人———工会，并通过集体协商谈判获取相应权益。在这个调整期，无论是政府、企业和工人，都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当然决策者的困难在于如何平衡成本优势为中心的传统外向竞争策略。从理性的角度看，大家都应该避免过于激烈的方式，在政府的主导下，都应该有所妥协从而出现一个“大压缩”时代。
在二次分配上，如果真的想实现藏富于民，则土地财政和税收提供的财力必然有限，那么关键在于平衡民生投入和大型建设。例如在政府支出方面，资金应更多使用于各种减轻劳动力负担的民生工程上，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另外还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最低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本身也是社会消费。应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保障和服务，把重点放在“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上，集中力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同时避免过早陷入福利国家“欧洲病”的陷阱。
对于隐性分配，建议依然是加强权力的监管和舆论的适度自由用以防止权力资源滥用，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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