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 宇

　　银行当前的再融资是出于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严重失衡，而不是银行资金真正意义上的短缺。国家的支持和历史形成的市场垄断并没有成就我国大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一边是天量放贷，一边是没完没了的再融资，不仅积聚了银行的风险，也不利于发挥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转型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据报道，国务院已同意工、建、中、交四大银行总规模为2870亿元的再融资计划，用于补充资本金，以满足天量信贷投放以及监管层实施巴塞尔资本新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上市银行补充资本金，本无可厚非，再融资补充资本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金率约束问题，有利于银行未来的业务扩张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奠定金融业繁荣的基础。但是中国大银行再融资所暴露出来的对资本市场的过度依赖和资本内生机制缺陷，让我们不得不谨慎看待。

　　不利于银行业稳健经营
　　首先，软化银行自身约束，不利稳健经营。当前，银行再融资是出于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并不是银行资金真正意义上的短缺。在对大项目，尤其像2009年国家主导投资的配套资金供给，由于更有安全保障，在目前银行还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情况下，银行存在过度放贷的冲动。去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业在差钱就找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在“大到不能倒”的政府“隐形保险”下，往往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大银行的风险收益归股东和高管层享有，损失则由公众来承担，这种收益-风险的不对称更加剧了大银行的信贷和资产结构失衡，陷入规模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资本充足率上升→规模再扩张的业务循环。政府出于控制风险的需要，不断提高资本金率约束，于是银行不断有再融资的渴求，这种事后监督不断放大银行不计风险的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不仅背离了银行自身的稳健经营理念，而且从根本上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不利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其次，不利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全球性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已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增长驱动型向质量驱动型、从资源密集型向效率驱动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的转变，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自然至关重要，但对广大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支持也十分重要。一边是天量放贷，大银行通过资本市场再融资不断地把民间资本转化为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资金，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传统大项目（大银行由于资金庞大，拥有大项目融资的天然优势，获得比中小项目、短期贷款更多的收益）；一边是没完没了的再融资，不断挤占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众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通过这样的信贷结构，不仅积聚了银行的风险，也不利于发挥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转型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村金融落后，政府又无法监督大银行按照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放贷，如其让大银行不计回报地“圈钱”，不如让那些天然与中小企业、农村结缘的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真正发挥它们作为基层信贷工厂的作用，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改善信贷投放结构。

　　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培育
　　第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培育。大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们“大到不能倒”。国家的支持和历史形成的某些市场垄断并没有成就我国大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各家银行业务模式趋同，目标客户普遍集中于大型国企、行业龙头和上市公司，仍处于低层次竞争。商业银行依赖净息差的传统发展模式没有改观，工、建、中、交四大上市银行2009年年报显示，它们的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9.4%、79.3%、68.4%和82.3%。而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到营业收入的40%左右。
　　“大到不能倒”的机构往往不是因为具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高收益。靠着政府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取资金和较高评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降低了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
　　相对于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征税计划（用于支付未来政府救助计划的费用，以弥补纳税人的损失），中国对大银行的过度保护，确实是两重天的差别。显然，这是中国大银行之“福”，但对广大中国纳税人来说，却是另外一个两重天了。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的功能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目的是让有前途的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以发展壮大。如果由资本充足率压迫下的被动再融资演变为厉兵秣马备战转型的主动再融资，那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福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