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10月17日 03:26 |
作者： |
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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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 王 成
为何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英国，美国在二战后崛起，而IT 革命又会发生在美国，这些都是大命题，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等等要素都可能与之相关。我们只是选择一个小的切入点：人才资源的配置。
我读研究生时候，学校的工程学院在全美该领域排名前列，其院衫上曾经狂妄的写着：如果你在工程学院的CPA（分数）等于0，那你就去商学院吧。但是实际上，越来越多工程学院最优秀的研究生在2000 年之后转行去金融行业做金融工程了，这个趋势直到2008 年才停止。
着名物理学家斯莫林在 2006 年的着作《物理学的困惑》中写到：过去200 年的物理学中，每10 年就有大进步，每25 年就有重大进步，但是在1980 年构造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后，我们（理论物理学家）一事无成。斯莫林认为其从事理论物理学的这些年，是最令人沮丧的年代。在研究道德、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研究管理和研究经费的发展上远落后于计算机和生物学等科学，甚至也远落后于诸多社会科学。他认为，目前是理论物理学的低谷，或许也是理论物理学革命的前夜。
工作收入决定了人才的配置。而危机是纠偏的天然手段。2009中国的高考状元们最热衷的仍然是经管专业，这令人深思。
如果这样说：一个国家能够让最优秀的人才都从事于创造性的可以大幅提高生产力(这里的生产力应该理解为全要素生产力)的工作，那么至少在人力配置角度上，这个国家的技术得以长足进步的概率肯定要大过其他国家。从直观的常识角度来判断，这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问题是，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会如何选择呢？我们读到的许多研究(包括常识)都表明：虽然个人的理想追求很重要，但是工作的收入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美国IT 大企业的创始人基本都是1954 年左右生的，这和80年代IT 革命有什么大的关系呢？有！因为当他们应该毕业去找工作的时候，是全世界战后金融市场最不景气的时候！根据纽约大学Stern 商学院Thomas Philippon 的研究，正是在80 年代后期影子银行系统和各种复杂衍生金融工具的崛起使得毕业生从事金融行业的收入开始远远抛开当工程师的。作为结果，在80 年代中期以后，以投行、基金为代表的其他金融行业(指除银行和保险之外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占美国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比例大幅上升。而这其中从事数学建模估值风控、计算机和数学类职位在金融就业岗位中的比重也大幅攀升。
William J.Baumol 是研究生产力进步和人才配置的先驱。在他90 年代初的经典论文“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中，他考察了多个国家的历史，提出如果一个国家中大部分最有才能的人都从事于套利或者是非生产性的工作，那么这对于生产力(同样此处应该称之为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是无益的。人才都干什么去了？古罗马体面的上层社会的合法收入来源包括：地租、高利贷以及“政治献金”。因此有些聪明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愿卖身为奴隶进入富有的上层社会家庭，想方设法与之亲近得到晋升(最好能够获得代其打理财产的机会)，然后一段时间以后等富有的主人让其成为自由人后并给予一笔赏赐，从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封建中国，有才能的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实现自己的抱负。中世纪欧洲，有才能的人通过参与战争来进行财富的分配。
研究同一问题的另一批先驱，Murphy, Shleifer & Vishny 在“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一文中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国家读工程专业的人越多，增长就越快，反之如果读法律的越多，增长就越慢。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才是对人力资源最好的自然调节手段。哈佛的着名历史经济学家Claudia Goldin 看重教育的作用。她认为正是因为大萧条使得美国一大批想提前离开学校去工作挣钱的人完成了学业，其中许多人进入了师范院校，最终充实了美国学校的教师队伍，才有了美国在战后的腾飞。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危机使得 2009 年决定进入金融和咨询领域的毕业生人数大幅减少，而今年有15%的毕业生进入教育业，12%进入医疗卫生，分别比去年多了一半及翻倍。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青年报最近报导了，经管专业仍然是高考状元们的最爱，他们估计全国1/6 的高考状元集中于清华经管学院。如果考虑上高分的人群在全国高校中的专业分布，比例肯定更可观了。这不应该怪状元们，谁让金融业仍然是最有钱途的去处呢？但是如果比尔盖茨晚生了五年，他在决定辍学创立微软的时候也许就会纠结一把：我是去车库里搞创业呢，还是读完了MBA 去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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