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27日 05:17 |
作者： |
章玉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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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贵
在复苏根基不稳、不确定性依然是经济运行显性特征的关键时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尚未到“功成身退”之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应在巩固既有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切实提高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研究开发以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倾斜力度，在保增长中为经济顺利转型铺路。
勿以教科书思维看待决策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地方考察时指出，在经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国内外财经人士激辩当下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调整、通胀预期浮现、资本市场剧烈震荡的关键节点上，决策层对关乎中国经济走向的货币政策的再度定音。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不少关心中国经济的财经人士，在积极评价执行半年有余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成效的同时，越来越对该政策的负面效应表达了各种担心。归纳起来的核心观点是：在“保八”可能无忧、上半年天量信贷投放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既有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加剧、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可能再度抬头。因此，现有刺激政策应当及时退出，宏观政策当转向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思维分析，上述政策建议不无道理。既然宏观经济学告诉人们要关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内外收支平衡；那么，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就应该充分考虑到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而决定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也应该保持适度平衡，以免出现投资单引擎拉动增长的非均衡局面。不必讳言，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成绩单与教科书上所说的着实差距较大，7.1%的GDP增幅中来自政府投资的贡献率为86%，市场几乎靠边站，市场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都建议下半年应该逐步让企业成为市场主角。
然而应当看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既需要参考主流经济学的一定指导意义，但也不能浸润其中难以自拔。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决策机理，仅仅套用教科书思维来指点经济政策，未免“心为书役”。一向极为务实的决策层最近一段时期内分赴各地调研，想必他们对中国经济现况的观察以及经济政策效应的评估不会弱于未有多少经济体验的财经学者。
既有货币政策尚未能退出
可能是看到中央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最高决策层才一再强调要坚持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不动摇，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明既有货币政策尚未达到“功成身退”的时机。按照去年底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政策逻辑，短期内，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全面“热启动”，以保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来看，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今年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方案，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也取得了经济触底回升并迈向复苏通道的成果；但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显然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的政策初衷。银行在拼命放贷，部分本来就握有信贷渠道优势的企业再度成为天量信贷的受益者，而各地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导致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未见明显增加。众多产业资本对楼市和股市的赶集显然与决策层的要求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的“微调”是适时之举。但就货币政策在复苏策略组合中的作用来看，尽管业已执行的货币政策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过一旦改变政策基调，在复苏根基不稳、不确定性依然是经济运行显性特征的关键时期，无异于釜底抽薪，极有可能使经济走势调头向下。笔者判断，当外围经济企稳、出口停止负增长、消费增长出现可喜变化以后，既有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顺势退出。
提高执行力是关键
在既有宏观经济政策尚有较大行为空间的前提下，需要讨论的不是政策的立即退出，而是如何在坚持既有政策基调的情况下，凝聚共识，避免误判形势。
笔者认为，在市场主体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越来越倚重于关键经济信息与政策建议释放的今天，各司其职的有关部委以及对经济决策有着一定影响的财经人士和传媒，更需谨言慎行。应以建设性的行动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经济复苏的政策与舆论环境。各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以及银行、企业等诸多市场主体，亟需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成谬误”。银行信贷应该切实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纠正上半年针对民营企业出现的“政策宽松、信贷从紧”现象；已经握有最多资源的部分央企不应继续成为下半年信贷投放的最大受益者；而关乎结构转型和内需拉动的民生工程，尽管在各地政府看来并不能带来即期经济效益，却是检验各地执行中央政策的试金石。广大百姓热望的是各级各有关部门对民生领域的实实在在投入，而非一再重复的政策宣誓。当然，从促进中国战略转型的长远角度考虑，中国应像日本等国那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是要加大对研究开发领域尤其是前沿科技领域的投入，力争早日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最终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均衡发展轨道上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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