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6月13日 02:32 |
作者: |
吾勉之 |
| |
吾勉之 每次飞机的重大失事,世界各大小媒体都会评头品足一番,猜测起理由来公公婆婆都有理。最近法航在大西洋百慕大海域失事后,从机械故障机制失灵到空客的设计漏洞,从飞机空速管缺陷到雷电袭击,原因众说纷纭。笔者由此联想起了世界民航史上的一段故事:在1988年到1998年,大韩航空的飞机损失率为每百万次4.79架飞机,而同时期美国运输联合公司一条航线的飞机损失率为每百万次损失0.27架,大韩航空的出事率相当于美国运联的17倍多。此事引起了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警觉,他们将大韩航空后续发生的所有失事事件都记录备案。但他们的调查结果却让人惊诧不已。大韩航空事故频发,跟飞机性能关系不大,该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飞机性能跟世界上其他大航空公司并无不同,而是大韩航空飞机上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机制莫名地失灵了———在他们的一次坠机事故前,黑匣子记录飞机曾发出了14次警铃,但是无人理睬。 然而时至今日,大韩航空并未因此消失,它不仅健在,而且经营有方形象良好。它是如何得以脱胎换骨呢?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后来帮助大韩航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研究人员了解到了韩国文化中等级制度在飞机操作规范上的重要影响力,研究人员意识到,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导致了大韩航班上的沟通不畅。这个原因超过了机械故障与操作失误,是飞机高失事率的罪魁祸首。 所谓权力距离指数,是指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简称PDI(Power Distance Index),它由荷兰心理学家吉特·霍夫斯泰德提出。 1960年到1970年,霍夫斯泰德在IBM欧洲总部人力资源部工作,他通过对IBM世界各地雇员的走访,了解他们对待权威的态度、团队工作的态度等,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也就是今天广泛应用的“霍夫斯泰德纬度”,其中之一就是PDI。它可以由一些具体的问题得出,诸如“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利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利分配?” 在高权利指数的国家,只有听话者足够重视讲话者的深层意思,沟通才能有效地进行———也就是说这需要讲话的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揣测对方背后的意思。但是,如果想象一下,一架空客停留在北慕大魔鬼海域的上空突然遇到异常时,机长还会有足够的耐心来听取下属的建议,并做良好沟通吗?更何论大韩航空里下属提一个建议也需要鼓足勇气呢? 美国一家大学曾作过一项有趣的实验。将中、美、韩三组学生作为三个独立文化群体做实验对象,分别进行参与动机、通信方式偏好、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个人作业和小组协作四项测验。测验发现,美国组的PDI分值最低,而韩国组的PDI分值最高。美国组向教师寻求帮助时放松度最高,而韩国组放松度最低。在完成个人作业以及小组合作方面,中国组在向同学寻求帮助时都最放松,而韩国组则是最不放松。 韩国组的这种心态,即是韩国文化中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反应———下属往往因为害怕权威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下属往往过于尊敬与敬畏比自己拥有更多权力的领导。高权力距离指数在大韩航班上表现出来,就是往往一个副驾驶发现了问题,但是在他憋足勇气向主驾驶提及时,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上述实验的结果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同时相应地其集体主义倾向较低,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他们不会为挑战权威、表达自我意见而过分拘谨。在美国这样一个奉行个体主义的文化中,直抒己见是一个优点。将真实的内心感受说出来表明你是一个真诚和诚实的人;而在类似于韩国、中国这种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与别人直接交锋将被视为粗鲁和不当。 后来,霍夫斯泰德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了本《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权利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这些人都始终试图低调行事。 最近被传为趣谈的美国“隔离市长”纳金,就是这种“低调做官”文化的典型。同理,亲自去超市购物的瑞典总理;开一个摩托车在葡萄牙露营地休息的荷兰总理,也是这种类型。因H1N1被隔离的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也惊慌失措了一回———美国的堂堂市长竟然坐经济舱;同时半天也不告诉别人他是市长———诸位别忘了去年四川省北川县那一句“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国人可是被埋在废墟下时还牢记着自己是“公仆”。 其实,这里没有绝对的文化优劣———欧美官员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指数过低,让他们在凸显自己自然人身份时,能更有效地行使权力,所以他们会保持低调。否则他们的“刁民”可不服气了———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今天选你上来是赏你面子。你一高调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小辫子主动送到了“刁民”手里。中国官员的高调,则是自古以来习惯了用装威严的方法来治理镇住民众。古代需要鸣锣开道;今天需要警车把路;中央偏好广场阅兵,地方独爱夹道欢迎。盖因为中国的“权力距离指数”较高,我们一再地强调权威与服从的集体主义,而不是沟通与理解。民众都是小孩子,得乖乖听官员“大人”的话。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都是酱缸造的孽。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