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首富!债券违约、质押爆仓、现金流断裂、身家普跌,从新财富500富人到失信被执行人,这一届富人怎么了?

  摘要:

  在互联网产业蒙眼狂追美国时,中国富人财富在2018年也迎来硬核洗牌。2019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者财富总和从去年的95677.3亿元降至81030.5亿元,基本回到了去杠杆政策启动时的2016年;而人均财富也从去年的191.3亿元下降至162亿元,降幅达到15%。

  资本市场的动荡,金融去杠杆,叠加往年高商誉并购、股权质押等行为,富人们的危机纷至沓来——债券违约、质押爆仓、现金流断裂、身家普跌。由于成功掌舵万达的及时转身,王健林堪称2018最佳资管大咖。而贾跃亭、肖文革、庄敏等往日的榜单明星却沦落成失信被执行人。

  当泡沫消亡,故事和概念的光环褪去,虚或伪的模式得以出清,商业开始重新回归“赚钱”的本质,或许,这就是大开大阖的2018,留给所有富人的财富。

  正文:

  在互联网产业跑步靠拢全球第一梯队的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在2018迎来硬核洗牌。

  这一年,对于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极其难忘的一年。尽管中美贸易争端,并未真正给出口带来大的影响,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指出,对美顺差仅占中国GDP的1%左右,且过去一年,对美顺差有增无减,美国商人一直赶在关税提高之前积极补库存。但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遭逢百年不遇的变局,加速融入全球化的和平发展环境已趋向艰险。

  而经济新常态迭加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资本市场受到了极大影响。2014-2015年间开始盛行的资本运作——大量的高商誉并购、大股东质押股权加杠杆等行为在这一年恶果频现,2018年“天雷滚滚”,债券违约、股权质押爆仓、商誉爆雷成为上市公司全年主线。

  财富总和缩水1.4万亿,一夜回到三年前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64亿元足足下降了19亿元,至45亿元,降幅高达30%。而此前连续三年,富人榜上榜门槛都维持在65亿元左右。

  2019年上榜门槛的陡然下跌,在过去17年来都是不寻常的,即使在受全球金融风暴肆虐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上榜门槛也只略微降了0.1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对顶级富人来说,是财富水位的普遍下降,也是切身痛感更为明显的一年。毕竟这一年,中国GDP首次突破90万亿元,新增8万亿元,同比仍然增长了6.6%;而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同比增长8.7%。

  2018年,大环境依然向好,普通人收入也在上涨,为什么富人表现这么糟?

  上榜者财富总和从去年的95677.3亿元降至81030.5亿元,基本回到了3年前(2016年);而人均财富也从去年的191.3亿元下降至162亿元;降幅达到15%。

  不过,富人榜整体数据的大幅下滑,依然应该分层来拆解。

  例如,我们的前十富豪没有受到太多影响。2018年中国首次出现2000亿级别的富豪,并且同时出现了3位(马化腾、马云、许家印),2019年他们依然将身家成功保持在了2000亿以上。

  2000亿级别的富豪,曾经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存在。就在2005年以前,中国甚至还没有百亿级别的富人。 

  

  (新财富500富人榜历年上榜情况)

  王健林:去杠杆年代的资管高手

  2018年影响巨富身家的一大变量就是去杠杆。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梳理,2015年,中国提出去杠杆,到2016年做出各种安排,2017年实际发挥作用,2018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这一进程恰与富人榜基本面数据的变动相契合,2019年,富人榜各项数据基本回到了2015-2016年。过去三年富人榜上榜门槛一直维持在65亿元左右,波动极小,而今年则直接降至45亿元。

  去杠杆,带来了泡沫时代巨量真金白银的无声消失。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早于市场节奏卖卖卖的大佬,如王健林,在这场去杠杆的大战中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预见性和执行力。在2017年万达就大力甩货——卖资产,卖股权,且不分境内境外,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降低负债,回收现金流。

  2017年7月,万达商业(现已更名为万达商管)与融创、富力达成了总额637亿元的世纪交易;2017年11月,据《南华早报》报道,万达计划将海外的五个项目以50亿美元打包出售,包括英国伦敦的One Nine Elms摩天大楼、美国芝加哥的Vista Tower、美国洛杉矶的One Beverly Hills等。

  除了套现,王健林还在努力寻求战略融资。2018年1月,腾讯、京东、苏宁和融创组团出资340亿元收购万达商管14%的股份;2018年2月,万达集团向阿里巴巴、文投控股转让万达电影12.77%的股份,套现78亿元,阿里成为万达电影第二大股东;2018年5月,融创再度斥资95亿元拿下万达商业3.91%股权。

  如果没有2018,不少人都只会兴冲冲地看首富的笑话,在万达的至暗时刻,王思聪在新浪微博上消失了108天。

  但这一切代价值得。王健林在万达集团报告中披露,2018年,万达有息负债大幅减少,同比2017年减少约30%,是国内大型企业中有息负债率下降最多的企业之一。特别是万达海外负债基本解决,其在海外有高于额度的应收款和现金存款,解除了海外债务违约的风险。

  按照最近一笔股权转让计算(2018年12月,永辉超市35.31亿元收购大连一方持有的万达商管1.5%股权),万达商管估值达到了2354亿元。这说明,尽管万达抛售了许多物业资产,但市场对其策略是充分认可的,通过这些措施,万达变得更加安全。回头看,2018年,相比众多富豪被动损失过半身家,王健林堪称择天时领跑大势的资管高手!

  船大难调头,但非凡时刻的调舵能力,正是千亿富人与百亿富人之间的区别。2018年,中国拥有297名百亿富豪,2019年,只剩241位百亿富人,这一级别富人受到重创。事实上,不同财富量级的富人,在保持自身财富的能力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例如,2018年上榜的500名富人中,前100名富人都成功留在了2019年榜单上。而101-300名的富人,只有17人跌出了2019年榜单,跌出榜单的概率为8.5%;至于2018年处于301-500名的富人,有多达58人跌出了2019年的榜单,跌出榜单的概率达到了29%。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榜单的固化趋势和马太效应——越靠前,越安全;越靠后,越危险。

  那些消失的富豪,谁从榜单上消失了?

  大道理大家都懂,就像过去一两年谁都知道要去杠杆、降负债,这样才安全,但很多企业负债率降两三个百分点就很痛苦、很吃力。而当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碰上金融严监管与实体去杠杆,一批经营不善、高负债并购追求做大规模的企业便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实控人的账面财富也经历了一夜式出清,不少上榜富人从未像2018年一样,离破产、失信的边缘那么近。

  2018年1月,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宣布捐赠15亿美元(约96亿元),以拯救濒危动物。这在当时,约占其1/3的财富。不料此后,东方园林被各种负面新闻缠身——资金链断裂、拖欠工资、大裁员、财务负责人辞职……2018年5月,东方园林公告称,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债券已经获批,原本计划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仅0.5亿元,被舆论评为“史上最冷发债”!受此影响,2018年,东方园林市值蒸发数百亿元,何巧女的财富值也从去年的266亿元降至今年的92亿元,跌幅高达65%。

  去年大面积爆发的债券违约现象也波及到了上榜富豪。如新光集团受宏观降杠杆、银行信贷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流动性出现问题,导致多批已发行债券未能按时偿付本金及利息。截至2019年1月7日,新光集团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未能清偿的已到期债务累计金额为 21.17亿元,其创始人周晓光夫妻去年财富尚有203亿元,今年则已无缘榜单。

  这位饰品女王的境遇并非个例。据新财富整理,Wind数据显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共有110只债券(银行间、上海、深圳)披露相关违约信息,违约债券余额合计近千亿元。这110只违约债券又涉及30家公司主体,且以民营企业为主,包括宝塔石化、银亿股份、保千里、印记传媒、乐视网、神雾环保等。

  

  (曾经登上富人榜,如今沦为失信人)

  债券违约属于相当严重的情形,保千里的实控人庄敏、印纪的肖文革、乐视网的贾跃亭等,都曾进入过往届新财富500富人榜,身家俱超过百亿,如今不仅跌落榜单,还因各种尬闻为大众所知,甚至名列全国失信人名单中,乘坐高铁飞机都将被限制,短短几年天翻地覆,他们的内心况味可想而知。

  2018年更为普遍的遭遇,是前几年流行的资本运作+股权质押,叠加恶劣的A股生态,使得一批中小创公司商誉爆雷,大股东质押爆仓、身家受损。

  一般而言,股东质押贷款的质押率为55%左右,当股价跌至质押基准线的70%时,融资渠道就会要求融资方增加抵押物,而跌至基准线的55%时意味着强制平仓。这也就是说,当股价跌去3-4成时,股权质押就会变成股东的噩梦。

  然而,2018年,A股3567只存量上市公司中,仅有295家股价实现上涨,占比仅8%;6家公司涨幅为0;3266家公司下跌,占比超过9成。

  

  (2018年A股涨跌幅情况一览)

  其中2090家上市公司全年跌幅超过30%,更有1200家公司跌幅超过40%,占据了全部上市公司的近1/3。这些公司股东若在2018年之前有大比例的股权质押行为,则极容易在这一年中陷入泥淖。而在资管及减持新规出台后,股权质押是A股股东最流行的融资套现渠道之一。据新财富统计,2018年上榜富人的相关上市公司,过去一年时间的股权质押和解质押公告就高达3530条。

  恶劣的市场环境加高位时质押,造成了不少大股东的被动局面。

  根据Wind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2日,A股大股东质押股数达到了6059.52亿股,其中,大股东未平仓总市值为10448亿元,而大股东疑似触及平仓市值高达28683亿元。也就是说,当时A股大股东大约7成的股权质押,已疑似触及平仓线。Wind统计显示,质押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较高的公司中,牵涉多名原上榜富人,且他们今年的财富表现也不佳,如上海莱士股东累计质押比例高达70.69%,其股东黄凯的财富从2018年的346亿元剧降至140亿元。

  

  (A股股权累计质押比例最高的TOP20上市公司,多名上榜富人身家剧降)

  股权质押与下跌的市场究竟如何互动,并绞杀股东财富?新财富曾在2019年1月详细分析了上榜富人邵根伙的质押危机,其通过质押大北农股权,在港股市场斥资26亿港元购入圣牧股份20.46%股权,结果遭遇大北农和圣牧市值双杀,深陷危机。其中,经新财富测算,邵根伙密集质押大北农时股价为7.3元/股,平仓线在5.1元/股附近,而大北农2018年最低时曾探至3.2元/股,此时邵根伙已几乎完全质押手头股权,缺乏腾挪空间。不得已之下,邵根伙与北京国资委接触,拟出让大北农控股权,并将圣牧的下游业务控股权售于蒙牛。

  即使今年以来A股大幅回暖,如大北农股价从最低3.2元/股已大幅上涨至7.5元/股,邵根伙的质押危机完全解除,但从市场整体看,股权质押危机阴影犹存。截至2019年4月22日,全A股的大股东未平仓总市值3.1万亿元,而疑似触及平仓市值仍高达2.4万亿元。

  

  (大股东质押市值)

  股权质押危机也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多家券商计提巨额减值损失。而各地国资委为了维护本地上市公司的稳定,纷纷设置专项基金入场“维稳”,其中,深圳国资委最为引人注目,2018年10月深圳宣布投入百亿基金,向优质上市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提供流动性支持化解资金风险。其旗下平台陆续入股科陆电子、怡亚通、英飞拓、梦网集团、英唐智控、达实智能等多家民企。其中,怡亚通的实控人发生变更,由周国辉(2016、2017年上榜)变成深圳国资委。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山东、北京、深圳、河南等17个省市的地方国资出手,成为29家民营上市公司战略股东,更有14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易主,从自然人变身各地国资委。由于市场环境恶劣,国资委买壳的价格也十分低廉。

   

  (2018年间实控人从自然人变成国资委的A股上市公司)

  如在重组失败、股权质押爆仓压力、股价大跌的连续打击下,金一文化的控股股东上海碧空龙翔向具有国资背景的海科金集团转让73.32%的股权,转让款合计为1元。

  不过,也有逆行者。2018年,也有一些实控人从国资委变成自然人的上市公司,有意思的是,这些接盘方无一例外,均是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的富人,如方威从沈阳国资委手中接盘东北制药,何剑锋入主华录百纳等。在熊市里敢于冒普通人不敢的风险,或是富人本色。

  

  (2018年从国资委手上买上市公司的大佬们)

  杠杆的收紧、泡沫的消亡体现在各行各业。即使强势如互联网行业,曾经的高估值和“流量为王”的价值观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例如360、分众传媒从中概股回归后引起的疯狂,渐已消退。周鸿祎曾演绎一年财富上涨7倍的传奇,但随着360市值的理性回归,其财富从2018年的902亿元跌至345亿元,缩水6成以上。分众传媒江南春的财富值也从去年的402亿元降至180亿元。

  尽管如此,中概股回归仍然是2018年造富的主题。如迈瑞医疗私有化时市值为33亿美元,而回归A股后2018年末市值高达1328亿元,上涨5倍多。受此影响,其创始人徐航的身家一年间上涨了278亿元。

  二级市场的萧瑟,也传导至一级市场。据清科集团的数据,截至2018年11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管理规模达到9.8万亿元,新募集基金4071只,募资总额1.15万亿元,跟201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8.7%,而前三个季度的募资则下降了57%。

  受此影响,一些缺乏正现金流的独角兽企业,也变成了“毒角兽”,ofo创始人戴威就一夜间从天之骄子、年轻上榜富人的模范跌回人间。一味通过融资来推动企业滚雪球,已越来越难以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光讲故事推概念不行,人们要的是真正契合商业本质,能赚到真金白银的模式。毕竟刘强东也要开始担心12年不盈利的京东物流,两年时间就会花光所有融资,都只能号召“兄弟们”996来提高收入。

  2019年前4个月,A股已大步回暖,但2018年的震荡行情想必给身处其中,宛如乘坐财富过山车的富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洗牌固然会导致众多富人财富的幻灭。但经历过行业洗牌、挺过资本寒冬的企业,反而能够收获更优的生存环境。

  正如WiFi万能钥匙创始人陈大年所评论的那样:“经济的快速冷却,终结的是一个时代的泡沫,许多依靠故事,依靠投资活着的公司将会死去,而脚踏实地、真正自强不息的公司却因此获得了丰足的养料。挤压泡沫的时代,也是价值回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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