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 倒台启示录

  哈罗德·詹姆斯

  [雷曼兄弟倒台之所以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在于它不仅仅是个单个的公司。事实上,雷曼兄弟的业务波及40多个国家的7000多个实体。雷曼兄弟倒台之余,所有这些实体都必须经历复杂且代价不菲的估值与清算程序。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原来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离另一场大萧条如此接近]

  今年迄今,全球范围内已举办了多个大事件的纪念活动,比如一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卡尔·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等。在这些活动之余,是否还有人记得今年也恰逢雷曼兄弟倒台10年呢?

  是的,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日子。雷曼兄弟可能算不上一家大银行,在倒台之时它还是有偿债能力的。然而,雷曼兄弟的倒台却震动了全球金融体系,甚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萧条。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周遭世界的思辨。

  2008年9月15日后,出于对“另一个雷曼兄弟”以及更深层金融灾难的担忧,美国走上了大范围金融改革之路。2010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对国家破产以及债务违约导致的“死亡螺旋”的担忧,雷曼兄弟事件更是被不断提及。自那时起,这一恐惧的故事似乎失去了它的警示意义。在美国,银行业改革正在进行中;在欧盟,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都好于2008年的水平。

  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意见领袖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了三个颇受欢迎的论断。

  首先,雷曼兄弟倒台后,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1978年所著的《疯狂、恐慌与崩溃:一部金融危机史》重新受到热捧。金德尔伯格从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关于金融周期的理论中得出结论,这一结论被喻为是对“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警示。

  其次,雷曼兄弟的倒台使人们重新审视1929年华尔街崩盘与大萧条之间的联系。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成功避免了历史的重蹈覆辙。在大萧条期间,尤其是在德国与美国,主流的态度便如时任美国财长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所言:清算那些劳力,清算那些股票,清算那些农民,清算那些房地产,把那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出系统之外。相反,大萧条期间,政策制定者的回应便是,利用公共债务取代风险极高的私人债务——只要利率维持在低水平,这一干预被证明是可持续的。

  第三,雷曼兄弟的倒台被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在那些厌倦了美国霸权的国家中都极受欢迎。德国时任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ück)曾在2008年解释道,“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霸主,美国不会突然失去自己的地位,而是逐渐向昔日的地位告别。”

  起初,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广泛视为一场典型的美国灾难,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疯狂的财政刺激以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担负不起房贷的人积极买房。

  后来,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这一危机才被视为一场真正的跨大西洋事件。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玄宋申(HyunSongShin)以及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塔米姆·巴尤米(TamimBayoumi)所言,欧洲大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事实证明,前两个论断并不准确。这场危机并不是市场失灵所致,而是那些非透明的、功能失调的非市场机制相互交织在一起所导致。危机展现的是复杂性的问题,并不是市场的问题。

  具体来说,雷曼兄弟倒台之所以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在于它不仅仅是个单个的公司。事实上,雷曼兄弟的业务波及40多个国家的7000多个实体。雷曼兄弟倒台之余,所有这些实体都必须经历复杂且代价不菲的估值与清算程序。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原来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离另一场大萧条如此接近。

  这场危机也是金融市场不断加剧的短期主义的产物。当银行希望在证券产品沦为“有毒资产”前将其抛售时,其他的一些市场参与者则只看到了眼前利益,希望借机豪赌一把,因此并不关注投资行为的长期性。由此,这一群体渴望市场出现波动,因为,波动往往能催生新的机遇。

  雷曼兄弟倒台后,“市场失灵”以及“另一场大萧条”的论断对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催生了第三种论断,尽管这一论断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美国在金融与政治领域的主导逐渐被蚕食了。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越感是基于经济与政治上的实力,但也依赖于基本的理念:坚信美国有长期履行其诺言的能力。但是,即便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并不大,这种长期以来的信赖感还是被动摇了。更致命的是,这种受挫感深深根植于个体的理念中,而非金融市场。

  金融行为并非凭空而生。导致雷曼兄弟倒台的那种短视、不切实际的理念也同样根植于当前社会的其他方面。举例来说,2007年6月,苹果公司推出iPhone手机,恰恰是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早期迹象。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新的可能。它为那些尚不成熟的社交媒体增添了动力。还为Tinder和其他改变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交友软件提供了沟通基础,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约会朝及时享乐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基于长期的承诺。

  这些新的数字产品与平台催生了超个人主义情节,致使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无视他人的意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从而影响了政治预期以及政策制定者的相关行为。一个结果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充斥着妖魔化、语言暴力、骚扰不断和不时被操控的网络文化。

  当前很多的政治动乱也是这些新思维和新沟通方式的产物。如今,技术与金融资本主导着这样一股社会思潮:历史的延续性被破坏,各种乱象被不断美化。

  雷曼兄弟的倒台不仅仅揭示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瑕疵,更揭示了21世纪政治和社会运作中的弊端。讽刺的是,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将由技术驱动的短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相反,一场新的危机正加速朝我们靠近。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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