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十年成绩单

  本报记者 饶守春 北京报道

  成立于2007年9月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最新披露了一份自身发展的“十年答卷”。

  7月9日,中投公司对外发布了经董事会批准的《2017年年度报告》(下称“《年报》”)。《年报》显示,中投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1036.23亿美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37.55%;资产总计达到9414.17亿美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5.72%。

  值得注意的是,《年报》中还首度增加了“境内股权管理”章节,对中投公司旗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及所谓“汇金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年报》发布会上,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接受采访时表示,“汇金模式”未来的核心是中央汇金要在探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方面走出一条市场化、专业化之路来,下一步具体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对国有金融资本的战略和规划,服务于国家需要。

  首现“境内股权管理”

  7月9日披露的《年报》,是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发布的第十份年报,也是此前公司定下的第一个投资考核周期截止的时间。

  此前,鉴于中投公司长期投资者的性质,中投公司董事会于2011年决定将投资考核周期延长至10年,把滚动年化回报率作为评估投资绩效的重要指标。

  从《年报》中披露的各项财务数字来看,中投公司第一个投资考核周期完成得似乎还不错。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投公司累计年化净收益率为5.94%,完成了十年投资绩效考核目标。

  其中,2017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净收益率按美元计算为17.59%,远超2016年的6.22%,这一数据也是历年来新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于《年报》中发现,在境外投资组合中,中投公司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公开市场股票配置的比例。

  2008年,中投公司股权投资占比仅为3.2%,2011年公开市场股票配置比例则升至25%,至去年底更增加至43.6%,成为投资组合中投资比例最高的产品。从地域上看,美国市场则是中投公司境外投资组合的重点,美国股票在公开市场股票中占比高达52%,新兴股票及其他仅占14.2%。

  而若以资产总计衡量,截至2017年底,中投公司总资产超过9414亿美元,相当于十年内再造了三个中投公司;累计年化国有资本增值率达到14.51%。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过往9年的年报,《年报》中首次增加了“境内股权管理”一章,且主要内容涉及成立于2003年底的中央汇金。

  《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汇金管理的国有金融资本为4.1万亿人民币,出色地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具体而言,至去年底中央汇金直接持有17家金融机构股权,控参股机构资产总额112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控参股机构全年实现净利润合计1.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4%。

  持股市值方面,中央汇金控参股的11家上市金融机构总市值达到6.7万亿元,由此计算其持股总市值为3.1万亿元,同比上涨22%。

  此外,2017年全年,中央汇金控参股六家银行全年新增本外币贷款5.2万亿人民币,占全社会新增贷款总额的近四成;控参股四家证券公司全年股票和债券承销规模超万亿人民币;控参股两家商业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超过21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7%。

  屠光绍在发布会上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投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一份合格的“十年答卷”,下一个十年愿景及三年规划目前正在制定中。但他坦承,下一个十年中投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并希望“汇金模式”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汇金模式”继续发挥作用

  虽然成立时间比中投公司更早,但作为其子公司的中央汇金,在承担境内投资重任时,由其衍生而出的“汇金模式”如今已愈发关键和重要。

  在《年报》中,中投公司表示,中央汇金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具体职能上,中央汇金发挥着包括国有金融机构注资改制平台、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和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平台这三大平台的作用。

  实际上,近十余年来,中央汇金不仅运作了国有四大行及光大银行等5家商业银行的上市,也在后期通过引进战投等一系列方式,完成了市场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券商领域,还先后主导了申银万国证券与宏源证券、中金公司与中投证券的合并整合等。

  同时,中央汇金还通过按照出资比例向持股机构派出股权董事,专职在金融机构工作。但其也称,这一举措只是运用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参与决策,并不干预参控股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

  “通过中央汇金掌控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贯彻金融政策的国家意志。”7月10日一位接近中央汇金的中介机构人士说,与一般上市公司的股东不同,在具体职责上,“汇金模式”只是积极探索国有股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有效行权方式,“‘汇金模式’的实践经验,给目前国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难题具有借鉴意义,在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变化中,实现国资监管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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