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学者坐到一起。企业家像祥林嫂式地抱怨说，工资、地价、汇率、环保标准、《劳动法》要求都在提高，利润下降生计不易。学者回应：“你们是不是觉得农民工最好不涨工资，一个月就拿一两千块钱，长期这样合理吗？”

　　企业答：“不是不涨，是这几年涨得太快，受不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劳动力成本低不是你们学者说的‘比较优势’吗？”

　　上述争议经常在身边发生。笔者查阅资料，从2000年到2006年，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上升，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仍存，压低了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成本反而下降了，故资方感觉很好。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乏力，要素成本上升较快，农村可转出的青壮劳力减少，导致工资上涨幅度较快，在不少企业超过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故资方开始叫苦。

　　历史地看，“二元经济结构”对促进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有相当积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大。以农民工为主的低薪层和中低收入层，缺乏其他收入来源，很难“中产化”进而成为消费主力军。“二元结构”还削弱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激励，既然总能雇到廉价劳动力，何必搞创新？长此以往，很多产业就被锁定在“低薪劳动者密集”的结构中，无法升级。

　　学术界在研究为什么北美和拉美发展迥异，为什么东亚（日、韩、中国台湾）能持续增长时曾指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发展初期的“平等主义”程度较高。北美的垄断利益集团远少于拉美，也很难固化。东亚区域发展之初普遍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平等化土地改革，支持了共享式增长。

　　中国政府已发出明确信号，逐步化解“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融合，消除社会歧视，打破垄断。只有让每个公民的初始禀赋和享有的公共资源趋于均等化，拥有同样的起跑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异加剧的现象，让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和谐。消除“二元结构”也将促使企业走上真正依赖技术进步的道路。

　　“分蛋糕”涉及正义，“做蛋糕”涉及效率，要明了的是，正义也会促进效率。在基本民生福利的普惠化之后，应该从更深意义上扩大经济民主，提高人力资本，这将是对效率的真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