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提示

    中国GDP规模已是全球第二，经济转型和升级的成功，还有赖于对金融改革和城市化的重新审视和策略调整。在通胀压力下，普通人财富面临缩水的趋势。就城市化而言，高楼大厦固然不可或缺，但“新城市人”是否能找到工作才是关键。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了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普通人财富为什么缩水

    深圳特区报：就金融改革而言，普通人关心的是金融体系的运作对自身财富的影响。但根据您的“三户论”，储户、散户和农户三个群体并没有从中受益，相反却有受损。您的逻辑是什么？

    李迅雷：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一是靠散户，二是靠储户，三是靠农户。首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储户获得的利息非常低，利息低了，必然有人赚有人亏。挣钱的一是银行，可以获得较高的利差；二是按官方利率拿到钱的人或企业。其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穷人消费能力有限，所以中国经济须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又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这个模式就这样循环。

    其次，中国散户老是“输钱”，整个股市的功能就是融资，最后散户没钱了，股市也融不到资。

    第三是靠农户。农户一直是给企业提供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导致出口大幅上升。但到了一定程度后，农户越来越少，劳动力紧张，企业成本也上升，经济还是会出现问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在城市长大，不愿再干辛苦工作。

    形象地说，你在30年前占到了这三种人的“便宜”，那么30年以后还得偿还。现在，中高收入10%的人群和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可能在25倍左右。

    深圳特区报：这些年，大家感受最深的还有物价上涨。很多人质疑货币超发，M2（广义货币）长时间过度增长。

    李迅雷：货币超发有几个渠道，一是外资流入，外汇占款就多，M2就越大；二是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越多，那么贷款需求也越高，M2也越大；三是资产泡沫拉动。即资产价格上涨对货币供给有新的需求。当然，通胀本身可以看做对社会的一种税负。货币越多就越不值钱，最吃亏的是低收入阶层或是退休人员，他们财富增加没有赶上M2的增速。从2001到2010年这10年，M2的增速大概每年18%左右。如果你每年的收入增长没有超过18%，很可能意味着你的财富在缩水。

    企业缘何敢于高负债经营

    深圳特区报：近期长三角出现民企大面积资金断裂的情况。这是不是金融体系和社会诚信出了问题？

    李迅雷：在经济好的情况下，江浙银行的坏账率是最低的，现在却是全国最高的，这种局面从来都没有过。根本原因在哪里？很多企业把企业当作一个融资渠道，办了企业后就可以问银行借钱，借了钱就去炒楼和放高利贷。企业的这种不诚信现象，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变现尤为明显。

    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还很短，企业为获取更高收入有时会不择手段。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也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原因。

    深圳特区报：一些民企借钱利率比国企要高，却很乐意借钱去某个领域豪赌一把。这种“行为模式”是不是意味着现行金融体系存在弊端？

    李迅雷：是否是现行金融体制导致了民企行为模式的变异，这很难分清因果。目前，中国各行业的投机行为都较为普遍，主要是市场和市场参与者都不够成熟。比如在澳门赌场上的中国人很多，这个侧面就是企业家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企业，这些现象的出现的确和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城市化率可能被低估

    深圳特区报：城市化被看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林毅夫说，中国未来20年还能保持8%的增长，但也有人认为这不现实。您觉得呢？

    李迅雷：林毅夫强调，“8%指的是潜在增长”。但我觉得，即便是潜在增长率也没有那么大。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未来20年要保证高速发展，前提是城镇化进程还可以持续20年。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到底到了哪个阶段？未来还有多长时间的城镇化高速增长？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增长大概到2020年就会结束。如果做个调查，我们会发现中国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老幼病残”，青壮年都已去外面打工或在乡镇企业上班，真正务农的数量已经很少。我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人口被严重高估，大约高估1个亿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可能已达到60%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要上升到70%，像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很难的，城市化率基本上会在不到70%的地方停下来。

    还有一个现实，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是负债经营，借钱投完之后就没钱了，以前的钱还要还。但是，如果造了房子没有人来住，修了路没有车走，钱怎么还？政府负担在今后10年中会越来越大，问题已是初现端倪。到2020年左右，类似压力会更明显。

    深圳特区报：内地很多农村青年会到沿海打工，把钱汇回家，想在县城或二三线城市买房。看起来准备定居县城，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在县城找到工作。这种城市化的基础并不“坚实”。

    李迅雷：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工在城镇买房的只占其总人口的0.7%。大城市的房子靠打工肯定买不起，对不对？这个现象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有些二三线城市存在更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城市发展的必然途径是集中，一定要有规模经济。国外很多城市集中度比中国还要高，比如东京人口达到全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GDP也超过全国GDP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几大城市也是一样。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城镇化阶段，第二个是大城市化阶段。大城市化阶段就是中小城市人口减少，大城市的人口增加，这种转移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小城市很多产业的效率不高，会被大城市崛起的产业淘汰，那里就没有了就业机会。在这个阶段，中国一大批小城市将走向衰落。

    嘉宾简介

    李迅雷，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研究所所长兼销售交易部总经理等职。在业内，李迅雷被称为中国卖方研究的探路者及实践者，他提出的卖方研究模式迄今被业内所采用，曾获评《新财富》“杰出研究领袖”等荣誉。还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多次为中国金融改革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