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内幕交易行为在民众的价值判断中不像杀人、强奸等那样具有明显的悖德性。这种宽容犯罪的文化心理,混淆了、减轻了、淡漠了内幕交易行为人应有的内疚和罪恶。不可否认,在中国,有些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将内幕信息作为福利与家人共享,有些内幕信息的行为人将内幕交易所得作为利润而与同事朋友均沾。在善以“情”动人的国度里，这样的信息共享和利益均沾，让当事者不会有负罪感,而周遭的人不会对之进行谴责。

　　事实上，1930年以前,华尔街的投资格言是“内幕交易是投资制胜的惟一法宝”。在那个资本狂飙年代,内幕交易作为一种荣耀为投资人开天辟地,当公众试图问责时，他们用“零和游戏”逻辑予以谩骂和嘲讽。他们还高调引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言论辩解：从事职业投资,就好像是玩“递物”或“占位”游戏,谁能在音乐终了时,把东西递给邻座或者占到一个座位,就是胜利者。他们巧舌如簧：在内幕交易中,有人获利,有人受损,其结果只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转移,就整个社会而言,得失相抵,并没有任何损失发生。

　　然而,他们胆怯地避开了关键的细节：内幕人员总是可以在激战中取胜,因为他们知晓音乐的节奏、音乐开始和终了的关键时点，因为这首迷惑普通投资者的乐章由他们亲自指挥。换句话说，内幕交易恰恰从根本上侵蚀并摧毁证券市场的两块基石：信息机制和信任机制。

　　无论在哪一个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的信息公开化和民众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是其运行的基础。美国在禁止还是认同内幕交易的学术论争中明确了证券监管的选择：必须禁止对于国民利益和整体经济秩序危害巨大的内幕交易；禁止内幕交易的首要价值在于维护证券交易的公平,确保公众对于证券市场的信任。一开始并不打算禁止内幕交易的德国人用逻辑和古典音乐给内幕交易最终套上了枷锁：内幕交易是证券交易乐章中的休止符，而透明交易是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