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理财周报 |
发布时间： |
2008年05月12日 11:18 |
作者： |
陈光;陶喜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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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双城记的“五月故事”：一个在跑，一个在追
理财周报记者 陈光 陶喜年/文
两个城市。北京，上海。
5月8日、9日，全球财经政策决策者、金融家、投资家，聚集上海陆家嘴，出席“2008首届陆家嘴论坛”。
两天前的北京，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定位直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中国金融双城记的最新动向，不过现在的双城记还只是轮廓，上海已走了多年，北京则刚刚萌动。
上海的现实与梦想
值得关注的是，出席陆家嘴论坛的有多名重量级财经官员，以及来自高盛、瑞银、大摩的国际投资家。
“上海应该是中国最容易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春说。
对于上海的信心，事实上，这样的信心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并不少见。
日本新生银行总裁八城先生说，“也许只要15年，或者20年，上海肯定会成为一个新的金融中心，虽然还有很多路要走，但前途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信心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在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看来，“上海的金融业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比较的优势。”
与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已经形成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整个交易规模也日益在扩大。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主要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58家，集聚效应非常明显，上海金融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位数以上。
5月9日，就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会场的同一栋楼里，另一场仪式正在以另一种形式表达着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苏宁与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一起主持仪式，宣布央行征信中心在上海揭牌。仪式上，交通银行行长李军发表致辞。
有意思的是，这几乎是在沪国有银行的全部阵容，央行上海总部和交通银行。除此之外，国有四大行、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几乎全部坐镇北京，大型金融机构的缺位，正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路途上的最大短板。而央行征信中心揭牌，也正可以看作上海在弥补此短板的一大步骤。
除了央行，中国银行也试图表现出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有总行的支持，我们接下来也要做更多的工作，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这样说。
弥补短板的还有其他策略，“上海可以大力发展交易市场，即使缺少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但是我们可以将他们吸引到上海来交易。”育人便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正与张春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最大的优势就是金融市场相对比较齐全。”张春提出，在金融市场中，最核心的是股票市场，其次是债券市场，这两个是基础，而金融衍生品市场其实是在前两个市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因此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先把股市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上海还应该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中长期债市。
“上海需要制度创新”
在发展金融市场之外，企业家们还有更多的要求。“国内许多城市都要建设金融中心好，相互有竞争才能产生更吸引企业的政策。”高盛高华董事长方风雷开玩笑似地说，“要建设金融中心，上海还有很大的文章要做，比如说要在制度上做出创新，为企业的发展留出空间。”
方风雷所谓的“制度创新”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眼里，其实是这样两条。“继续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快发展保险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逐步形成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进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加快培养和引进各类金融人才，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金融队伍。”
而证大投资总裁朱南松的话则说得更为具体：“上海在金融创新的路上前进得还需要再快一点。比如，像创投、私募等在其他一些地方得到市场认可的形式，在上海管制还比较多，我们希望制度开放的力度能够再大一些。还有就是融资渠道和平台的建设，与北京、深圳等地区相比，上海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和能力都还比较弱。如果要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这些金融服务的方面当然要发展起来，而这就需要创新的能力更强一点。”
一方面是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服务环境的建立。尤其是服务环境的建立，在论坛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表示，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前提条件。
要满足金融服务的需求，首先是对人才的需求。“根据估计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从业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伦敦也在25万到30万左右，而上海到去年年末大概只有十几万人。”刘明康指出，要打破现在的框框，努力去吸引、培养和真正的留住金融业的人才。
北京新欲望
尽管“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提法多年来不断被提起，但谈起5月6日下发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一位接受理财周报采访的高层人士还是用“横空出世”来表达他对北京新目标的看法。
对北京来说，重新定位为金融中心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近年来，以首钢为代表的北京制造业外迁和转型，对北京的GDP影响不小；另外，奥运会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告一段落，北京急需寻找下一个突破口。
针对上海明确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人员表示：“我们的提法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而不是国际金融中心。”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霍学文对外表示，一个国家存在多个金融中心是合理的，北京金融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不会影响其它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对其它城市不够成任何竞争，相反彼此之间肯定会相互促进。
据了解，北京市4个金融后台服务区的规划已经基本做完，未来北京金融业发展将呈现“十”字形状：横轴是长安街，从复兴门到西单、到东二环再到CBD；竖轴是西二环，由稻香湖至中关村，经金融街再到丽泽商务区。
相关人士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区位和政策上的优势明显，但在金融市场的构建上存在较大缺陷。例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现代金融业运转的核心要件，北京一直难以补位，过去10多年来北京很多金融机构南迁。
北京方面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见》提出，北京要着力发展各种市场体系，重新定位北京产权交易所为全国性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将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发展成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等。
次贷危机的中国机会
在摩根斯坦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看来，“对于美国的金融机构或者欧洲的金融机构来说，确实次贷危机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高盛副董事长麦克?埃文斯则表示：“不管现在是在危机的最后阶段还是在中间阶段。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次贷危机已经快要结束了，美国的信用危机马上要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只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除它的影响，但是这个时间的推移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
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多次谈及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和在全球市场的蔓延警示我们，尽管现在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有助于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但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一，仍然是良好的信用体系。其次，次贷危机也使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联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风险在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效应已经大大地增强。”
尚福林称，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创新的开发已经不单是一个金融企业或者金融部门的事情，它将涉及到多个部门或机构。例如，次贷产品被证券化以后进入到资本市场，使部分银行的风险扩展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尚福林说：“截止到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全面分析并吸取相应的教训尚言之过早。但就现有的情况分析，已经可以得出一些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启示。”
部分与会人士认为，蔓延全球的次贷危机虽然造成巨大危害，但对于中国来说，其中同样蕴藏着机会。
工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论坛上说，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让国际上的一些银行损失惨重，价值也被低估，这对于中国的金融企业走出去兼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金融企业要走出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设分行，但过程缓慢而且要目标国的批准，存在一些壁垒。另一个则是兼并，花旗银行就有百年兼并的历史。兼并可以利用原有目标国的网络，也可以直接介入当地的市场。但兼并有风险，国际上兼并率恐怕只有20%，所以风险的判断和评估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方面。
其实这样的机遇不仅在金融企业上，在群益控股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刁维仁眼中，次贷带来的机遇可以是针对中国所有产业。
“其实就是‘卡位’，他们下来了，我们就有机会上去，他们损失多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站上去的好机会。”言语中，刁维仁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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