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周少杰
　　
　　过去一年，A股市场走势不仅仅令多数市场分析人士始料未及，也让不少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董、监、高”在增减持操作中措手不及，陷入短线交易的尴尬。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2011年约有30多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出现违规炒股情形，被没收所得收益少则几元，多则上千万元。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不排除部分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利用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充公”反哺公司业绩，以达到规避退市风险目的。
　　高管频现“乌龙单”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是A股市场的多年沉疴，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整治，情况大有好转。深交所诚信档案显示，2011年上市公司董监高短线交易记录为52笔，低于上年同期。
　　根据《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据此，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及“董监高”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应“充公”。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炒股多数是因“操作失误”造成的。三元达（002417）监事钟先生本想在去年7月份减持公司股份，一时失误，反复买卖，结果构成短线交易，不仅所得收益5600元“充公”，还被迫半年内不得再减持。公告显示，钟先生去年7月7日卖出公司股票11万股，成交均价15.5元，同日又买回4万股，成交均价15.10元，当日又再卖出11.745万股，成交均价15.24元。
　　无独有偶，合康变频（300048）监事陈先生、美盈森（002303）的独董陈先生以及海峡股份（002320）董事李先生等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均和钟先生有着类似遭遇。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两类上市公司职务人员容易因“失误操作”触及短线交易情形，一是监事，一是非执行董事。
　　不过，上述公司管理人员“充公”金额仅近千元乃至上万元而已，相比ST博元（600656）前董事王明华的“操作”，可谓“小巫见大巫”。2011年3月28日，王明华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获得公司股票10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3%），用以抵偿3800万元借款并支付案件受理费23.19万元。2011年6月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7569.97万元后，王明华持有的公司股票获得上市流通资格，但按相关规定，该部分流通股在获得6个月后，即9月28日后才可进行交易。2011年7月18日，王明华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200万股，减持价款为2576万元，扣除取得成本、佣金及税费后，实际收益为290万元。由于构成短线交易违规，王明华290万元收益全部上缴公司。
　　耐人寻味的是，ST博元1-9月营业收入仅有46.52万元，而同期营业外收入全部来自于王明华的290万元违规炒股上缴款项。
　　窗口期“顶风”减持
　　部分公司高管违规炒股原因是在披露定期报告的“窗口期”增减持股票。深圳惠程（002168）监事赵女士、中联电气（002323）董事许女士、新朋股份（002328）监事赵先生及其配偶均因在窗口期买卖自家股票而被处罚，上缴公司罚款从6.47万元至34.66万元不等。
　　最有意思的当属法尔胜的监事曹先生的“违规经历”。曹先生于2011年7月25日以6.13元买入自家股5万股，由于公司半年报将于2011年8月22日公告，属于窗口期违规买入股票。8月1日，曹先生又将手中2500股以6.1元卖出，亏损75元。该行为已构成6个月内双向操作。鉴于曹先生连续违规，公司董事会决定两罪并罚，责令其任期内不准卖出股票，将卖出股票所得1.5万元全部没收。
　　洋河股份原董事、副总裁李风云虽踩准时点在窗口期前减持，但由于短线交易仍难逃过被处罚命运。李风云赶在6月28日半年报披露窗口期前减持9万股，岂料所减持股份持有期限不满半年，所得收益138.5万元全部“充公”。
　　相比之下，部分上市公司法人股东违规炒股所得收益蔚为可观。钢研高钠（300034）发起人股东北京金基业2011年年末短线交易所得收益134.78万元；刚完成破产重整的深信泰丰（000034）第三大股份重庆润江自2010年年末至2011年多次反复操作该股，获得收益131.57万元；奥普光电（002338）第二大股东风华高科短线交易所得收益亦有90.75万元。上述违规操作收益均上缴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中短线交易获利最丰厚的或许当属闽福发A（000547）。公司控股股东国力民生2011年4月29日认购公司定向增发股份3500万股。增发后，国力民生为了偿还银行贷款需要而计划减持闽福发A股份，于7月19日即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卖出800万股，扣税费所得净收益1464万元全部“充公”。闽福发公告显示，该笔收益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不影响当期损益。
　　不过，有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收到的重要股东及董监高违规炒股所得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上市公司贡献净利润。对此，业内人士指出，不排除部分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利用违规操作所得“充公”途径，达到提升公司业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