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暂停实际上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是IPO制度改革之路上的障碍

　　IPO又暂停了。

　　今年年初新一轮IPO重启，48家新股上市后，证监会再次暂停包括在审企业补充年报材料在内的IPO材料申报，第二轮IPO重启时间尚未可知。

　　回顾中国A股市场，IPO暂停累计高达八次。

　　1994年，A股市场第一次暂停IPO。当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大的洗礼，指数出现最惨烈的暴跌。1994年7月28日，上证指数低开低走，收在339点，跌8.43%。这次暴跌对股价造成极坏的影响，股民仓惶而逃。于是，监管部门开始来“救市”。7月30日，监管层出台“三大救市政策”：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此后，从3到8个月时间不等乃至长达一年多时间的IPO暂停变得频繁而多见。然而，IPO为什么要暂停，其目的何在?从IPO暂停带来的影响来看，暂停是否可取?

　　“我们要做的是全部叫停，而不是暂停。”独立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就像不能让车辆在没有修好的公路上去行驶一样，IPO制度还没搞好，新股发行就不应该启动。”

　　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牛海鹏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我国IPO制度从开始的设计就存在很多缺陷，但发展至今，市场已初具规模，我们不能停下来，而是要在既定的目标和原则明确的前提下，在实践中对具体制度的设计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

　IPO暂停只为救市?

　　IPO暂停在我国股市屡见不鲜。 皮海洲指出，之所以屡次出现IPO暂停，不外乎以下两方面原因，即市场原因和IPO制度原因。

　　从市场层面来看，每每遇到股市低迷，IPO都会经常性叫停，这是中国股市救市最常见的招数。监管层寄希望于通过暂停来提振市场的信心。

　　回顾历史上几次暂停：1994年，股市出现惨烈暴跌，投资者惊慌失措，监管部门迫于无奈暂停新股发行以“救市”;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方案出台，“市场价减持国有股”招致市场强烈不满，上证综指从阶段高点2245点开始一路下泄。2001年7月31日至2001年11月2日，证监会完全停止了新股发行和增发;2008年，A股在经历了6124点的疯狂之后一路下行，金融危机以及新股大量发行导致市场暴跌，为积极“救市”，监管部门还是那一招——暂停IPO。

　　然而，据统计，从A股历史上的前7次暂停期间的股指涨跌来看，上涨的次数为3次，下跌的次数为4次。IPO暂停期间，指数跌幅最大为17.88%;暂停期间指数涨幅最大的一次为53.02%。

　　此外，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年初沪指由2132点反弹至2478点，但这期间IPO并未停止。

　　由此可见，股市上涨与IPO没有必然联系，而IPO暂停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救市效果。历史上监管部门多次暂停IPO，虽有成功案例，但更多的还是失败的教训。

　　还有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皮海洲告诉本报记者：“我国IPO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IPO制度，是盘剥投资者利益的制度。”也正是由于我国IPO制度存在问题，才导致了股市的低迷。

　　以后来的几次暂停为例：2004年，证监会公布试行IPO询价制度，在正式方案出台前，IPO被暂停，2004年8月26日-2005年1月23日为历史上A股市场第五次暂停;紧接着，2005年5月25日-2006年6月2日，由于股权分置改革，IPO迎来此前为时最长的一次IPO空窗期，暂停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再就是2012年11月3日至2014年1月历史上最久的一次暂停，证监会以开展IPO自查与核查运动为由对其进行了超过一年时间的暂停。

　　固然，我国IPO制度亟须改革，但每次暂停IPO所进行的“改革”都只是小幅度小范围的“改动”，根本没有触及实质。而因暂停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大范围的。

　　阻碍优秀企业上市?

　　暂停上市有利有弊，但综合而言弊大于利。

　　从短期来看，IPO暂停看似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暂停后，有利于改善供求关系、调节市场疲软、恢复投资者信心。然而，实际上，IPO暂停给IPO圈内各方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长远的，弊远大于利。

　　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黄金中心总裁助理张锐告诉本报记者：“IPO暂停阻碍了一些优秀的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融资，这是对这些企业的伤害，也是对投资者的伤害。”

　　张锐还进一步指出，我国之所以出现诸多优秀企业流入海外市场上市，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IPO的暂停和国内IPO体制的不健全，“优秀企业外流，我们的投资者想要投资这些企业更加困难，对现在A股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的。”

　　受IPO暂停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拟上市的企业。首先，对于那些已经过会还在排队苦等的拟上市企业而言，暂停无疑是一种打击。在去年的一年多停摆期，苦苦煎熬的企业高达几百家。根据证监会公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10月11日，沪深两市排队IPO企业总数为753家。IPO暂停同样让那些正在筹划上市的企业进退两难，继续等待IPO还是寻求并购让这些企业伤透脑筋。

　　而与这些拟IPO企业共患苦难的还有国内一百多家证券公司。在经历去年最长的一次空窗期后，国内的券商投行叫苦声一片。有投行人士在微博上写道：“在想你的365天里，纪念IPO暂停一周年。”由于IPO停摆一年有余，证券公司的业务难以维持，经营状况不佳，直接影响着券商投行的收入。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19家上市券商投行收入总和为24.2亿元，同比下降了43%。

　　然而，一旦IPO重启，这些经历过寒冬的企业和券商投行为了尽快回收成本，又将造成IPO“三高”。如此恶性循环，对股市和投资者利益都大为不利。

　　IPO暂停带来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而其带来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IPO暂停势必会带来新股打包上市，形成“堰塞湖”。而新股打包上市又会加大资本市场的压力、影响新股发行节奏，并损害投资者利益。

　　牛海鹏还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分析指出，一些优质的企业如果不能通过上市得以更好地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个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新兴行业的企业。资本市场缺少了IPO，就相当于实体经济发展缺少了一个杠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缺少了重要的推动力和“燃料”供应源。

　　打断市场化改革进程?

　　显然，IPO暂停不能救市，带来的影响也是弊大于利。IPO暂停不可取，那什么才是解决股市问题的根本所在?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两会期间与安徽团讨论农村改革时曾强调，农村改革不要走股市老路，并指出证监会主席肖钢为什么现在面临尖锐矛盾，那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很多基本面的规矩没立好所导致的。

　　被国内学术界赋予“金融市长”这一民间头衔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如此评价中国股市困局，他认为，近期股市困局的症结及其出路，都可以通过深入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来找到答案：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后，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否则)出牌的顺序打乱了，你就会输。”他说。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浩宁曾在与本报记者讨论新股打包上市问题时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出现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股票市场制度的不健全，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轨。

　　皮海洲强调：“现在不是重启的问题，而是应该停止发行的问题。”他指出，我国IPO制度以前是为国企改革所服务的，现在目的达到了，应该是时候放缓脚步了。可见，解决IPO发行制度上的缺陷，完善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才是根本所在。

　　相反，暂停IPO则无济于事。停发新股是监管层的行政管制行为，不能对市场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改善。表面上来看，IPO暂停是在调整制度，为了改革，而实际上却在阻碍改革的前进步伐。

　　在新股制度改革上，监管层一直在强调市场化。但出了任何问题，监管部门就通过政策(如暂停IPO)来救市，导致市场对政策形成高度依赖;并且，一再暂停IPO，人为地扰乱了新股发行市场，更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打断了市场化改革进程。

　　“IPO暂停实际上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是IPO制度改革之路上的障碍。”牛海鹏告诉本报记者。

　　我国股票市场问题很多，包括盲目炒新屡禁不止;股票市场换手率高;投机心理浓厚;偏重股市高融资;投资者结构散户多。而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继续坚持深化发行体制改革，引导市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而言，在上市后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市场对投资者的回报;而投资者作为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也要逐渐成熟，理性参与股市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