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航:一个律师的转身,5年缔造一家金融独角兽,如今跨界投资

  2012年,Lending Club谋求IPO之际,身为联合创始人的苏海德(Soul Htite)选择退出公司管理层,他相信自己可以在中国创造一个更大的、更创新的Lending Club。

  律师出身的郭宇航以联席CEO的身份成为了公司的左膀右臂,他不从事技术工作,但他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商业与监管环境。在之后的五年里,相当一部分精力被用来和监管机构打交道,他需要在不甚清晰的监管环境里捕捉政策趋势,并依此调整业务走向。之后,他又成立新的基金,开始涉足投资。

  同一时期,点融的精神前辈Lending Club正在华尔街迷失,其市值一度达到100亿美元,而今只剩下四分之一。他们自己则完成了创纪录的融资和增长。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非法集资”

  正如当下对东南亚虎视眈眈的中国公司一样,当年的苏海徳对中国充满信心,他在2009年来到中国,开设了一家软件公司,给Lending Club做技术外包服务。

  一年后,苏海德在上海认识了还是金融律师的郭宇航。他告诉郭宇航,自己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他打算把Lending Club的模式搬过来。

  “我说你这个东西在中国叫非法集资。”郭宇航说。出于律师对法规的天然敏感,郭宇航对这个想法充满顾虑,哪怕当时已经有了拍拍贷和宜信这样的先行者。

  苏海徳并不买账,他坚持让郭宇航跟自己去美国看看。当时,类似Lending Club、Prosper和Ondeck这样的公司正在美国成熟而严格金融体系下服务着超过4000万高风险人群,Capital One也为科技公司留下了一套技术突围的方法论。同一时期的中国,征信系统的覆盖率刚刚过半,这让郭宇航意识到类似的金融公司可以在中国有所作为,但他对这种模式的合法性依然存在疑虑。

  “我跟很多律师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法律应该服务于商业目的,在一些模糊地带,出于律师职责,哪怕一丝风险也要指出,并加上律师免责条款,而我通常会同时指出,如果商业利益可以去覆盖可承受范围之内的法律风险,我就会建议客户去尝试。”郭宇航说。尽管他认可苏海徳的构想,但他不觉得央行会默许创业公司来做银行的业务。

  转机出现在2011年,当年5月,央行通过了第一批27张第三方支付牌照申请,他告诉苏海徳,可以和这些第三方支付机构签约,我们不要碰钱,就不是非法集资了。

  后来,这种模式以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的名义在P2P平台间流行,直到被银行存管取代前,几乎所有的大型平台都与第三方支付建立了合作关系。

  但风投的反应没这么快,大多数VC对P2P的合法性存在同样的疑问。2013年春节前夕,郭宇航和北极光创投敲定了投资协议,但这笔融资直到当年10月才正式公布。

  “8月才刚刚拿到钱,当时他们还是有担忧,觉得不合规。后来6月份余额宝上线,让VC觉得这个风险可以冒。”郭宇航说。在13年底,点融网的交易总金额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

  合规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余额宝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之后便是长达3年互联网金融黄金期,监管层对这个新生事物秉持着最大程度的包容。银监会希望P2P平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他们对银行的隔空喊话和定向降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点融刚上线的时候,也在给小微企业做贷款,但当时的数据非常不理想,后来就逐渐转为个人贷款。”郭宇航说,“目前,个人贷款每天的新增客户超过5万个。”

  而到现在,个人贷款在点融资产端业务的占比达到绝大多数。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整个行业,大量的资金通过拆借流向现金贷和消费金融公司。

  程序员出身的苏海德崇尚用技术解决问题,但中国本土的智慧还是让他大开眼界——过去几年P2P平台发明了担保、托管、风险准备金这样的手段来规避技术难题,甚至包括用户给用户担保、平台待收作为抵押再借钱这种颇具想象力的模式。

  蒙眼狂奔换来了规模的急速增长,P2P平台在2015年迎来了估值巅峰,点融的2.07亿美元C轮融资在当时创下了行业纪录。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三轮融资,公司估值也超过7亿美元。同一时期,“都有老周兜底”的红岭创投在一个个过亿大标中成为了规模最大的平台之一。

  期间,郭宇航花了很多精力去和监管机构打交道,他需要在不甚清晰的监管环境里捕捉政策趋势,依此调整业务走向。在以e租宝为代表的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还需要通过官方、媒体或是大大小小的峰会论坛向公众传递信心。

  2014年12月,点融网成为中国小贷联盟P2P行业执委会成员;2016年3月,点融网当选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到2016年3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的时候,点融网又成了常务理事单位。

  十多年的律师职涯让郭宇航对法律条文时刻保持着警觉,在没有明确政策的前提下,他得确认公司与监管层保持步调一致。在行业转折的2016年,老周发现坏账兜不住了。八年前,他还有同拍拍贷叫板的底气,现在却只能向监管屈膝。

  回顾整个2016年,超过1000家平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种种迹象表明,P2P已经走到了洗牌的前夕。

  转战投资圈

  今年3月,点融和富士康旗下的富金通合作打造的区块链金融平台,以区块链技术破解供应链融资难题。他们打算在未来银行、各类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开放这一平台,切入国内年均26万亿元的应收账款市场。

  郭宇航自己也开始做区块链和金融科技的投资,他在去年发起成立了一家名叫星合资本的投资机构,第一只基金名为“星河洪晟”,由郭宇航联合洪泰基金创立。

  “现在公司还没有盈利,如果点融再去直接做投资,点融董事会有顾虑,另外,高风险的创新也不适合放在已成规模的点融公司内去尝试。”对于外界对他“脱离点融网”的传闻,郭宇航这样回应。

  尽管宜信和51信用卡这样的公司都成立了类似的基金,但郭宇航坚持把投资业务独立出来,点融只是作为新基金的LP之一参与其中,这样会“比较安全”。

  今年9月,郭宇航花了两周时间在美国考察当地的金融科技行业,同一时间,中国的监管机构对ICO出台了强有力的监管行动。

  在之后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郭宇航说,“作为法律人,我也知道,没有监管的ICO和非法集资只是一念之间。这一点,和当年的P2P是何其类似?在监管出来之前,有多少人打着P2P之名却行着非法集资之实。后来随着监管的介入,如今的P2P行业已经发展成万亿元规模,成为普惠金融的特种部队。”

  9月14日,美国监管向金融科技创业公司upstart开出了一份无异议函,这意味着虽然upstart的技术创新可能略有灰色,但监管层对此予以理解,并将保持观察。

  尽管无意与监管对抗,但这份监管文件还是让郭宇航颇有感触。在美国,已经有一些ICO投行开始帮创业公司募资,很多项目也在正常推进,一些美国公司会想他求教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这让他更加难以掩饰对ICO“英年早逝”的惋惜。

  “ICO会被监管是行业共识,但大家都没料到监管层这一次反应速度太快,具体政策也很严格。”郭宇航说,“这一次散户的参与并不多,主要是名人和媒体的推动加速了监管进程,但和ICO本身的交易体量并不匹配。”

  盈利、上市、占领东南亚

  “不能用社交媒体的估值来和我们对比,互联网产品的估值在于规模,点融更看重业务与收入。”在今年8月点融D融轮资的发布会上,创始人苏海徳这样回应媒体对两轮相近融资金额带来的估值疑虑。

  8月2日,传闻已久的点融D轮融资尘埃落定,他们获得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老东家中民投租赁集团旗下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和韩国SIMONE集团旗下SIMONE投资管理公司等提供的2.2亿美元融资。

  同一时间,点融也公布了自己的上市计划,按照郭宇航的说法,尽管还在亏损,但点融的估值已经超过了一些同类上市公司的市值,亏损不是阻碍上市的主要原因。

  盈利是点融在今年的重要目标,互金协会信披系统显示,去年他们的亏损达到1.78亿元。同样传出准备上市的陆金所也尚未盈利,拍拍贷则在去年赚到了钱,但并未披露具体金额。

  此外,包括拉卡拉、京东金融等公司也多次传出消息称“为IPO开展了实质性动作”。

  郭宇航也透露今年会更具体地规划以东南亚为主的海外战略,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日本都是潜在的合作市场,消息显示星合资本也正在这些国家洽谈P2P行业股权布局的可能性,但东南亚的数据服务商相对匮乏,已经落地的公司并没有太多的交易额。

  “当地的监管环境和中国前几年比较像,就是法无明文禁止久可以干。商业环境相当于我在中国创办点融的时候,印尼的智能手机覆盖率只有60%,中国已经到90了%,相比之下东南亚很有潜力。”郭宇航说。

  监管是唯一的变数,点融还需要等待备案完成。类似的尚未明晰的监管政策让境外市场对中国金融公司的估值并不友好。

  “资本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对金融公司估值偏低。之前上市的互金公司估值都不是特别理想,这里面有做空因素,但更多是对监管不确定性的提前透支。”郭宇航说。

  无论是出于业务还是估值,点融都希望自己被看作一家以技术见长公司,而不是中国版的Lending Club。郭宇航和苏海徳在中国实践了Lending Club的本土化样本,上市则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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