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签错字痛失控股权? 恒天海龙控股股东曝股权之争背后藏“神秘”第三方

  兴乐集团称,中弘卓业拒绝向兴乐集团进一步透露双方合作谈判背后有关第三方的进一步信息

  继恒天海龙控股股东兴乐集团被合作方中弘卓业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后,双方对公司的控股权之争也被暴露出来。

  双方的争论焦点则是此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兴乐集团认为合作协议未经集团法务审核,合作方式及内容也未经集团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据此提出,中弘卓业不应将协议签署页视为集团对其提出的受让恒天海龙控制权的要约的有效承诺。而中弘卓业驳斥了此种说法,并已诉诸司法手段。

  对于上述双方的各执一词,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双方签订的合同除了目前所获悉的情况,没有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即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和约定情形,兴乐集团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签署内情成谜

  兴乐集团与中弘卓业之间签订协议的时间是在2016年10月份,但这份协议一直未被大众所知。

  直到两个月后,即2016年12月20日,恒天海龙才公告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兴乐集团发来的《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之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该协议中提及恒天海龙可能涉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兴乐集团可能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及法律诉讼的风险。

  恒天海龙同时称,鉴于《合作协议》签署程序具有重大瑕疵,且合法合规性方面可能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兴乐集团一直积极与中弘集团商洽终止协议事宜。

  在深交所的要求下,兴乐集团于2016年12月29日披露了《合作协议》具体内容为:“兴乐集团向中弘卓业转让其持有的恒天海龙2亿股,并由兴乐集团实际控制人虞文品及其父虞一杰以其持有的兴乐集团股份做担保,总价21亿元。”

  此后,深交所还对上述协议发函表示关注。对此,兴乐集团和中弘卓业皆于2017年1月11日对《合作协议》是否有效进行了回复。

  兴乐集团表示,2016年9月份,在不能转让恒天海龙股份的背景下,集团筹划采用股票质押担保以及浮动收益权转让等方式,以较低融资成本借入资金周转,集团董事会秘书张彦经中介联系上中弘卓业,后者认为恒天海龙资产较为清晰,管理比较规范,可以打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资本运作平台,希望改变合作方式,以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恒天海龙的实际控制权。

  兴乐集团称,由于中弘卓业的要求与集团初衷相悖,且会引起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集团明确反对,双方协商一度中止。后来,中弘卓业表示合作模式可以多样,付款条件等均可协商,谈判又逐步恢复。

  对于双方的《合作协议》的来源,兴乐集团称,2016年10月16日,因集团法定代表人虞文品另有要事,为避免此后签字耽误,其在签署页上预先签名并交经办人员。此后磋商中,集团经办人员发现,中弘卓业更倾向于取得恒天海龙控制权。为争取中弘卓业提供资金,未经集团授权,擅自与中弘卓业就此磋商。2016年10月19日,在《合作协议》未经集团法务审核,合作方式及内容也未经集团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决策前,因集团经办人员资本市场经验不足,规范意识不强,竟然先将签署页交由中弘卓业保存。集团在发现内部员工工作失误后,及时告知中弘卓业并要求返还相关协议的签章页,但未获中弘卓业返还。

  中弘卓业则有另一种不同的描述,称2016年10月11日其与兴乐集团、恒天集团(恒天海龙第二大股东)在北京就转让恒天海龙股权事宜进行洽谈,并就交易价格、付款方式和时间等重要事项达成一致。此后,双方在律师帮助下共同起草、商谈协议文本,并在双方人员见证下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股权之争背后有神秘第三方

  双方对《合作协议》的有效性各有说辞。那么,《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呢?

  对此,杨兆全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具体包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如果《合作协议》没有前述的法定无效情形,合同中双方又有没有规定该合同无效的约定情形,经过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作协议》应为有效。另外,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该合同需经集团法务审核等内部流程才生效,兴乐集团所提的该合同未经其内部审核流程或经办人员失误将签字的合同交付中弘卓业,不足以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他道。 

  那么,这份协议是否有上述合同无效的情形呢? 

  在给交易所的回复函中,兴乐集团曾表示,因急需资金,拟用恒天海龙股票收益权进行融资,期间因双方初衷相悖,谈判一度中止,后因中弘卓业放宽付款条件,经办人员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决策之前,将签署页提供给中弘卓业,不构成兴乐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作协议》并未合法成立及生效。

  兴乐集团还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均明确,合作项目关系重大,需要双方各自的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和批准,故该等内部审议程序要求对交易双方有约束力,而兴乐集团尚未履行该等程序。据此,中弘卓业不应将签署页视为集团对其提出的受让恒天海龙控制权的要约的有效承诺。

  但是,中弘卓业在回复中否认了兴乐集团所提的“利用恒天海龙股票收益权进行融资”以及“与初衷相悖,谈判一度中止”等情形的存在。

  另据中弘卓业方面委托的律师透露:“《合作协议》签署过程中不存在兴乐集团在回复函总所称的经办人员擅自提供签字页的‘误会’,双方当时严肃的履行了签约程序,兴乐集团法定代表人虞文品及兴乐集团参与交易的人员反复确认了协议内容,虞文品亲自签署了《合作协议》。”

  同时,该律师还表示:“《合作协议》第2.1条明确记载,兴乐集团向中弘卓业做出承诺,确认其签署《合作协议》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对此,杨兆全律师表示,“如果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和约定情形,一方反悔不履行协议的,则可能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面对兴乐集团的“悔婚”,中弘卓业选择了诉诸法律手段。据悉,北京市第三中院已于2016年11月25日受理此案,并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民事裁定书》,对虞文品和虞一杰持有的兴乐集团61.03%的股权采取了查封保全措施。

  针对中弘卓业的起诉,兴乐集团等向北京市第三中院提出书面管辖异议,目前法院正在对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兴乐集团还透露称,在集团主要负责人虞文品向中弘卓业法定代表人王永红等核实情况时,王永红称,中弘卓业和兴乐集团的合作谈判,均非中弘卓业自身意愿,而是有第三方,但其拒绝向兴乐集团透露进一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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