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集团原董事长傅成玉这样评价目前的国企改革：上热下冷，即政府忙于改革，国企一直在等待，以至于“即使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允许企业改革，改革也没有推行下去”。在他看来，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企业家和国企本身没有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

　　傅成玉是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刀者。两年前国资委推动的国企改革四项试点揭晓时，中石化并没有入选；两年后国企改革酝酿推出十项试点，中石化的混改举措能否为相关部门认可，目前仍是未知。去年9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他曾发问：“国企为什么改革，国企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傅成玉内心是有答案的。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建议政府明确放权，企业家和国企应配合政府层面共同设计改革方案，“不能让国企领导干部长期游离于国企改革之外”。

　　换句话说，要回答的问题是，国企改革是否只是政府层面操心的事？国企领导干部在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何种使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改革的起点。应当说，一直以来，国企改革都是由政府主导，这既是尊重历史传统，也是出于现实需要。无论从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到2003年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倡导“股改重组、提质增效”，政府都是站在国企出资人代表的立场上，通过各种经济、法律、社会甚至行政手段，去解决当时一些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比如减亏脱困，比如股份制重组改造等。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些“政府为企业兜底”的做法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很多时候困惑在于，如果所有人的判断都是国企不改不行，为何相当一部分国企缺乏改善的动力？从外部环境看，是行政过度保护让企业丧失了对市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从内部治理来看，问题则出在国企的“领导干部”身份上，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很多国企领导通常都有仕途的退路，“脚踏两只船”的最优策略，在顺境中是贪功而非做强，在逆境中是求稳而非求进。再加上激励机制、内部治理又缺乏相对稳定的结构和预期，冒险固然有之，责权利却极不匹配，一旦出现投资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后果通常是要么大事化小，要么一棒打倒。

　　应该说，国企负责人在国企改革中的“长期游离”，与此有很大关系。但延续至今的国有企业改革，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1998年企改提出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则进一步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要义无非是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解除行政力量在人事、资产、经营等多个维度对国企的不当干预，让国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是一个唤醒国有企业市场意识的过程，这种改变本身也会赋予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某种身份认同，一种作为企业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越是强大，其参与改革议题设置的动力也会越发强劲，更遑论这其中也会牵涉各种利益考量。

　　在此进程中，就会产生“要我改”和“我要改”的贯通与碰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良性互动。这也是解决“长期游离”的良方。因而就改革本身来说，裁判员的发令枪固然重要，运动员起跑时踩着的脚蹬也是必须。新一轮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顶层设计固然重要，政府需要全面协调、稳中求进，但更重要的是调动国企本身和国企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让这些人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正如傅成玉所说，政府需要明确放权，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应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不仅如此，国企领导者应尽早告别行政干部身份，进入真正的竞争人才市场，将自身锻造为企业家。换句话说，中国改革试验的舞台，应该更多地为企业家们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