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券商同业市场化并购第一案”在历时一年半后戛然而止。8月6日晚间，西南证券（600369.SH）发布公告称，终止并购国都证券。8月7日，西南证券总裁余维佳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在公告发布后的第一时间向记者谈起此次券商首例市场化并购尝试的心得教训。
　　余维佳指出，交易双方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是并购终止的主因，时间的漫长最终对于并购结果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在对结果表示遗憾之余，也并没有放弃借助并购券商做大的打算。在积累了经验教训后，西南证券的并购之路还将继续。
　　资料显示，余维佳于今年2月公司管理层换届之际进入西南证券，任公司总裁，此前曾任招商证券首席运营官兼副总裁，负责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公司机构业务模块。
　　第一财经日报：西南证券在终止并购国都证券的公告中提到，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二是证券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和经营模式发生较大变化。那么在新形势下的再次谈判中，上述两个因素对谈判造成了什么影响？双方的诉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余维佳：如公告所言，主要是价格方面谈不拢的原因。我们对于国都证券收购的愿望没有发生改变。在再次的谈判过程中，除了价格外，其他方面跟前次方案没有任何变化。
　　在评估超过一年有效期后，由于市场的变化，我们要根据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和对股东负责的态度重新进行评估，最终就没法达成一致。
　　日报：从过往的从业经历来看，您在投行领域颇有建树。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券商同业之间市场化并购的首次探索尝试，从专业角度，您怎么评价这一次的并购案？从中有什么可总结的心得教训？
　　余维佳：这种并购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西南证券战略发展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国都的股东来说也是一样，因为1＋1>2嘛，这样的一次并购肯定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这个并购过程历时一年多，时间的漫长最终对于并购结果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时间性的把握对于这次并购至关重要。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市场行情下跌导致证券公司估值下降，才导致这次收购的失败。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后如果再做此类并购，速度得加快一些。由于证券行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这种事情慢不得。
　　日报：主要在哪些环节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余维佳：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吧。一方面是国都股东和我们股东都拥有国资背景，所以国资委、财政部都要对定价和资产处置有一个审批过程，由于涉及问题较多，审批过程较长一些；另一方面是市场化运作的过程，由于涉及谈判等问题，过程较长一些。
　　日报：还有哪些因素对于此次并购未成也产生一定影响？
　　余维佳：在行业的新形势下，上市条件放松了，不排除国都的股东有IPO的愿望，认为到时候的估值可能比被吸收合并更好。交易双方都有自己的股东意愿在里面，我们做此次并购总体上的最终意愿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当股东利益受到冲击，或者有更好追求的时候，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都是正常的，这是市场化的表达方式。
　　日报：在终止与国都证券的并购方案后，西南证券继续做大做强的出路和实现途径在哪里？是否还有继续寻找并购标的的冲动？
　　余维佳：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公司要做大，肯定还是要继续寻找相关途径的，并购国都证券的经历也让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另外，我们在全国各地也有网点扩充的计划和作另类投资的打算。这都是我们在大的方面的打算。
　　做强方面，西南证券这些年的发展都是跨越式的发展，从重组上市到再融资，给自己的基本实力的加强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我来到西南证券以后，在市场上招聘了不少人才，以充实西南证券的中后台和一线业务部门。所以我相信，今年是西南证券打基础和不断投入的一个过程，到下半年会重新展现一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明年西南证券的各项业务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日报：最近也有媒体报道，近期西南证券的一些业务部门有从北京回撤重庆的意向，是否属实，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余维佳：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西南证券要做大做强，一定是立足全国性券商。西南证券的业务部门原就只有投资银行总部在北京，我们并没有回撤的意思。
　　只是说我们把一些业务部门的重点主要放在重庆，比如说机构客户部、量化投资部、直投公司，包括即将成立的另类投资公司的总部都会放在重庆。从公司在西南地区的辐射区域来看，立足重庆的业务基础是非常广泛和雄厚的。我们只是把中后台和业务部门的总部放在重庆，在此基础上，再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相关业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使得整个公司业务的综合性得到总体的发挥。
　　日报：对此次的并购国都证券以终止告终是否感到遗憾？
　　余维佳：这肯定是很遗憾的。但这种遗憾也不能归结为任何人的错，或是谁的失误所造成的。这纯粹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加之天时地利的不配合。我们已经尽力，包括监管机构、主管部门对我们相当支持，股东方对我们相当理解，这都是非常难得的。在可惜之余，今后还要继续努力，琢磨别的收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