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24日 08:09 |
作者： |
王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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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脑风暴》“博鳌特别节目”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孙振耀、《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德勤中国CEO卢伯卿、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何真临等嘉宾，围绕新的全球化格局以及中国力量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各抒己见。
什么样的新全球化
潘石屹：新全球化应该是全球所有人都参与，而不是以美国为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因为金融危机减慢，而是加快。这个更加让我们意识到，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可以克服困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加强了全球化。
李东生：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全球化都有争论，许多利益团体就出来反对全球化。美国、欧洲甚至一些新兴国家都一样。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会出现许多损人利己的行为，甚至已经变成冠冕堂皇的国家行为。
樊纲：这次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对他们可能产生不利的冲击。以前他们都认为全球化只是对发达国家有好处，所以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是积极的，障碍相对比较少。而这一轮全球化，至少发达国家会相当消极，甚至会借用各种新的方式制造一些新的障碍。
秦朔：全球化的新特点，是支配历史的终结。过去的全球化是支配型全球化，即以美国为中心，它的规则在全球配制，它的公司在全球盛行。现在，美国支配全球化的历史要终结了。新的全球化会更加突出个人化和互动性，更多的人和国家参与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何真临：全球化带来几个进展，第一是供应链大大推进了。第二是人才障碍下降，以前我们在这些发达国家要寻找高级人才非常难，现在方便多了，甚至有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CEO投靠我们。
当然，也不能盲目乐观。企业的海外并购如果要成功，有三大难题需要克服：产能当地化、国外劳工法的刚性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
孙振耀：从商品角度看全球化，过去本来就有障碍，未来还会有，只是制造障碍的手段更高明了。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趋势正在产生，就是知识经济。美国现在制造障碍，但同时也在发出更多的签证，因为要继续竞争，必须有更好的人才。这是下一波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最需要重视的。
全球化趋势：G2还是G20
何真临：全球化的趋势是打破单极化。第一，这次解决金融危机是通过20国峰会，而不是7国、8国峰会。第二，小布什晚上的演讲，说世界离开中国将不可想象。第三，温总理的演讲说我们是内需和出口双向推动。第四，从微观的层面说，法国政府在两个月内三次探访三一，今天法国投资的主席专门会见了我，又表达要我们去投资的意向，证明中国的力量已经逐渐在彰显了。
卢伯卿：从以后的社会秩序或者全球金融秩序看，可能就是G2，即中国跟美国。它是一个发达国家体与一个发展中国家体的关系。我的主张是合作共赢。在很多领域中，如果中国跟美国无法合作共赢，它对于全球经济将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潘石屹：这种观点我不能同意。我们强调的新全球化是所有人都参与的，是多元化、多极化的。实际上，未来全球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民族的、国家的概念要淡化。
樊纲：我不认为下一阶段能够实现社会大同。社会大同是我们的理想，而且是我们全球化的一种动力。客观上中国本身已经被推到一定的地步，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力量的转变
李东生：我们应该积极进取，量力而为。我感觉，这两年大家讲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的案例、负面的东西比较多。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这一步迟早都要走。就宏观战略上讲，一定要有决心去“打这一仗”，但具体实行时，每一个企业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TCL会继续巩固好海外的业务。这一轮金融危机对我们海外业务造成很大影响，但国外同行受的影响也很大，日本、欧洲企业可能比我们还要大。这也许是行业重新洗牌、我们追赶对手的机会。
此外，要强化风险意识，不能因为海外资产便宜就冲动。现在反思起来，我们当年并购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风险估计不足，算了算账，觉得能做起来就做了，没有寻找其他投资者以分散风险。
樊纲：通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更愿意说机会是为有知识的人准备的。资本是知识，有钱不等于资本，有钱去抄底，没有知识一定垮台。我非常同意要“走出去”，但要把东西卖出去也需要更多知识，得了解国外工会、政府等怎么运行，得了解那些矿藏边上的部落在干什么，等等。
企业要把目光放远，不光要应对危机，还要为危机之后下一轮的全球化作准备。这就需要大量的学习研究和细致的了解，积累知识，以增加海外投资成功的几率。
潘石屹：传统的企业形态是以单一的利润为主的企业形态。但在下一步全球化过程中，它应该是多元化的，还要注重环保、社会责任等。除了有物质财富的增长，还要有精神财富的增长。我觉得，中国可以贡献出一个新的企业形态。这与传统的美国企业形态是不一样的。从文化方面看，就是孔夫子说的大同文化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文化。
秦朔：我认为是开放自主。在全球化遇到挫折时，很容易出现极端化的想法。所谓开放就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30年这样开放的心态。另外，还要有自主性，例如华为这样的企业，它在开放的同时不放弃自主，一直坚持自主研发，最终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产权，可以跟全球很多专利进行交换。如果没有自主的东西，走到一个地步最终是有障碍的。
孙振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我们自身全球化的能力，即使以很便宜的价格去买，不见得可以融入或消化得好。关键是没办法把资源技术变成自己真正好的资源。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企业如何将它的文化覆盖到全球。企业全球化的第一步，往往关注从制度上去建立。但企业的管理不能够依赖制度，而是依赖更多人思想上的忠诚性和向心力以及合作的默契。企业文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坦白地说，国内企业把企业文化建设从中国引向全球分支机构，有较大的挑战。如果在未来十年能够培养这种能力，并购什么样的资产、获得什么样的机会，都可以比较有效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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