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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尔引惊天黑幕 吕梁50多亿坐庄资金来去踪影
来源 证券市场周刊 作者 李德林 发布时间 2006年07月29日 09:54
 
  【作者:李德林】
  8000万元的国债回购纠纷案揭出13亿元巨额票据伪造内幕。康达尔案件究竟是吕梁的身后事还是“久事们”的身前事?
  曾经被庄家吕梁疯狂操纵的康达尔(时为中科创,000048)状告申银万国:吕梁坐庄大
本营之一的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在吕梁东窗事发后将康达尔购买的国债强行平仓,并将平仓所得资金转移他处。康达尔的国债回购资金到底流向了何方?本来一起看似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却悬疑5年,曲曲折折,其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段尘封的往事——吕梁集团、申银万国与上海久事三家深埋多年的绝对隐私浮出水面。
  上海久事曾经是申银万国的第二大股东,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非法手段以伪造的巨额国债回购交易单据入账,掩盖国企资金违规入市真相。但上海久事仍然只是人们可以窥见的“一斑”。
  “一旦判决康达尔胜诉,那么申银万国将拿出真金白银,类似康达尔案件也将迎来诉讼高潮。”在吕梁50多亿元的融资中,绝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而部分国有企业的国债也遭遇了强行平仓。
  事实上,申银万国也好,上海久事也罢,也许只是吕梁操纵股票价格案诸多环节中的一环。
  吕梁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吕梁背后的故事显然远未结束
  7月20日中午12点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完毕,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审判长潘云波朝原告康达尔的代理律师李江和何蒲坤望了望。何蒲坤点了点头:“愿意。”当潘云波的目光望向被告申银万国的代理人程胜时,程胜态度坚决:“双方分歧太大,不调解。”
  这是一场长达5年的国债回购官司,主角均在证券市场上赫赫有名。原告是股市坐庄第一大案中曾经被庄家吕梁操纵股价的上市公司康达尔(000048,原简称“中科创业”,为表述方便,本文中统一简称为“康达尔”),被告是轰动全国的3.27国债事件以及年初国债门事件的主角申银万国(参见本刊2006年4月1日封面文章《国债申万门》)。
  五年悬而未决
  故事始于2000年8月,其时是庄家吕梁操纵康达尔股票最为疯狂的时期。时为中科创的康达尔在当年8月3日与9月5日,分两笔汇入申银万国清算中心5000万元和3000万元,委托申银万国购买国债。当年8月至9月,申银万国分四单代理康达尔买入0100420国债,成交价格为7983万元。但当年12月25日,申银万国与康达尔却开始出现争执。
  2000年12月25日是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创造中国股市神话的牛股康达尔跌停,庄家吕梁的合作伙伴们开始疯狂抛售手中的锁仓筹码,一时间康达尔神话破灭。吕梁在北京中关村的别墅向外界一通泄愤后,在警察全方位监控下神秘失踪。就在吕梁失踪的同时,吕梁坐庄大本营之一的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果断将康达尔购买的国债强行平仓,并将平仓所得资金转入4个自然人账户。2001年1月15日,康达尔的国债账户交割单显示余额为零。
  麻烦由此开始。申银万国自认为是“按照行规强行平仓”,然而饱受吕梁集团操纵的康达尔也迅速对申银万国的“行规”发起了挑战。康达尔高层异常气愤:上市公司康达尔也是吕梁坐庄的受害者,申银万国凭什么将康达尔资金视为吕梁的资金而强行平仓呢?时任康达尔董事长的陈枫在上海破口大骂申银万国以及吕梁:“都是一帮混蛋。”
  2001年2月1日,还处于漩涡中的康达尔向申银万国所在地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中院”)提起诉讼,称多次要求申银万国偿付国债,却均遭拒绝。康达尔认为:作为国债购买的委托人,自己对委托申银万国买入的国债享有所有权,申银万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理康达尔的国债,给康达尔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要求申银万国返还国债7983万元以及利息222万元。
  二中院受理了康达尔起诉案件。但2001年4月5日,二中院通知康达尔因为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函告法院该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嫌疑,决定将案件移送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并案查处。当年7月4日,康达尔再次提起诉讼,被驳回。8月30日,康达尔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同样被驳回。康达尔于同年10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两次开庭,但是到了2003年1月2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突然将案件移送给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直到2003年4月吕梁集团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宣判后,康达尔认为终于迎来了起诉的机会。
  但奇怪的事情是,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的法院对于康达尔的起诉均不予立案,理由是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向法院的移送函是本案民事诉讼不予立案的条件。当时康达尔的代理律师曾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询问不予立案的理由,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以保密为由拒绝做出任何说明。康达尔的起诉因此根本无法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2005年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受理康达尔案件。但是到了2005年10月,案件再次突然移交到二中院。2006年6月8日,康达尔起诉申银万国偿还8000万元国债以及利息案终于在二中院开庭。
  当潘云波宣布开庭后,康达尔的代理律师何蒲坤对二中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认为同一案件二中院在2001年的案号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另立案号,从法律受理程序上讲,等于已经放弃对本案的受理。面对突如其来的异议,潘云波略带惊讶地敲下了法锤宣布休庭。
  在第二次开庭一开始,申银万国强调其是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对康达尔的国债进行了回购,并在康达尔崩盘的时候将国债强行平仓,将资金还到康达尔授权处置国债的上海新网账户上。申银万国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授权书与承诺书。授权书内容是康达尔在申银万国开设的87758资金账户内买入国债授权上海新网进行证交所场内融资回购业务。承诺书是国债卖出时其资金可用于支付上海新网融资回购到期款。两份文件签署日期同为2000年8月4日,到期日为2001年12月31日。康达尔的代理人当即指出申银万国提交的授权书只是传真件的复印件,按照当时的技术,传真件非常容易造假,而承诺书只是一个复印件,上面连个传真件的信息都没有,这两份文件都不能作为证据。
  同时申银万国还提交了一份上海新网的承诺函,承诺函声称已经取得康达尔的授权对其国债进行回购,如到期不能归还国债回购资金,则按照规定用该国债款支付。申银万国同时提交了一份上海新网的授权委托书,授权丁福根以及傅志高对上海新网86735资金账户进行证交所场内融资回购、证券质押、证券买卖、资金存取、划款等事宜。申银万国认为通过连续的授权与承诺,就能够认可上海新网的操作,所以最后将资金划到上海新网。
  康达尔的代理律师李江指出,上海新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申银万国出具的所谓康达尔的授权委托书并不是相同事项的授权书,结果申银万国却让丁福根对康达尔的国债进行了回购操作。即使退一步讲可以将复印件作为证据,康达尔并没有授权上海新网86735账户对康达尔的国债进行操作,申银万国应该提交康达尔对上海新网的基础授权,如果没有基础授权,申银万国是不能将87758的国债操作以及资金调拨权限放给上海新网。
  申银万国则立即指出上海新网实际上就是吕梁控制的公司,跟康达尔同属吕梁系,申银万国凭借康达尔的授权就可以进行操作。双方争论的焦点公司上海新网在国债强行平仓之前,曾对康达尔的国债进行过27次的疯狂回购操作。这个公司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呢?
  康达尔向法庭出示了上海新网的股东名单,全是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总经理顾翠华的亲属。申银万国指出,上海新网的实际出资人是吕梁,顾翠华只是提供了股东的身份证而已。而康达尔认为,申银万国的营业部为了成交量与吕梁商量成立了上海新网,两者是同盟关系,而且上海新网的印章都是顾翠华掌握,顾翠华对于上海新网有实质性的支配权。
  究竟康达尔的8000万元国债划到了上海新网还是流向了别的地方?就在争论进入到焦点的时刻,潘云波突然宣布休庭。
  曲折的起诉,一次又一次的开庭,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案如此波澜起伏?这场官司因此显得扑朔迷离。
  究竟有否授权
  7月20日上午9点,二中院C105法庭,康达尔诉申银万国国债交易纠纷案第三次开庭。
  庭辩异常激烈。康达尔代理人坚持申银万国提交的关于康达尔授权书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理由是根据证据规则69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申银万国的代理人坚持指出,证据应该是连贯性的,从康达尔跟上海新网的两份授权书来看,复印的传真件应该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申银万国声称,当初康达尔崩盘后,2000年12月27日,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得丁福根的授权,将康达尔的国债进行了强行平仓,并将资金划转到申银万国控制的陆蓉以及陆涛客的个人账户,并随后将资金划到上海新网的账户上,上海新网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清偿证券登记公司的回购资金,这个过程申银万国不应该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福根却认定申银万国提交的平仓授权书是自己已经被警方控制后,迫于某种压力后补签的一个授权书。
  康达尔的代理人认为,即使假设丁福根的授权书是真的,但康达尔并没有作出任何平仓授权。康达尔的授权书明确无误地写道:“康达尔在贵公司开设的87758资金账户内买入国债授权上海新网进行证交所场内融资回购业务。”康达尔的所谓授权书中并没有授权上海新网以及丁福根有强行平仓的权利,更没有授权丁福根以及上海新网将平仓后的资金划转到上海新网账户中去。康达尔坚持认为,当月25日平仓后,申银万国向上海新网划拨了8700多万元资金,如果说申银万国是为了归还康达尔的国债,怎么可能超过康达尔购买的国债金额呢?申银万国划给上海新网的根本就不是康达尔的资金,这笔资金是申银万国跟上海新网的交易,与康达尔无关。康达尔的国债在未到期就被强行平仓最后在托管期灭失,是申银万国挪用康达尔国债造成的。
  申银万国代理人程胜则指出,康达尔的大股东是吕梁,上海新网是吕梁实际出资,丁福根控制。丁福根是吕梁的操盘手,康达尔的8000万元是在吕梁操纵股票价格的背景下发生的用于操作股票的资金,国债购买是假,融资炒股是真,所以康达尔授权丁福根操作8000万元的国债回购就是为了吕梁集团操纵股票融资,申银万国没有任何责任。
  申银万国将焦点转移到已经定案的吕梁操纵股票价格刑事犯罪上来。面对申银万国的焦点转移,康达尔的代理律师李江立即反驳:申银万国将挪用国债的焦点转移到刑事案件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这个案件之中,申银万国挪用国债,而国债资金的去向正好是康达尔的大股东吕梁,而吕梁又正好是康达尔的大股东。李江认为,吕梁操纵康达尔股票是吕梁的个人行为,虽然吕梁是康达尔的大股东,但是大股东的行为不能代表上市公司康达尔的行为,所以吕梁坐庄融资只是大股东的行为,跟康达尔委托投资国债的法人行为并不是一个概念,吕梁控制的上海新网更没有权利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划走康达尔的资金。
  申银万国并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划转到上海新网的资金就是康达尔的资金,对于多划拨的资金,只是声称券商经常出现资金集中的情况,所以多出的资金很正常。而康达尔坚持声称申银万国转移到上海新网的资金不是康达尔的国债资金,即使假设申银万国提供的康达尔授权书是真的,其中也并没有授权上海新网在约定期限内平仓国债以及转移资金,那么申银万国强行平仓康达尔的国债就属挪用。
  来自久事的6.5亿元资金坐庄
  那么康达尔的国债资金到底流向了什么地方?康达尔的代理律师当即指出申银万国实际是将康达尔的8000万元资金通过陆蓉等四个自然人账户划转到了上海久事公司(下称“上海久事”)。
  申银万国坚持认为,丁福根授权后的2001年1月15日,申银万国以丁福根诈骗以及顾翠华挪用资金向公安局报案,并于当月18日冻结了全部账户。陆蓉和陆涛客账户中的资金是申银万国为了保护财产按照行规采取措施归还上海久事的资金,与康达尔的8000万元没有关系。
  面对申银万国的否认,康达尔的代理人立即反击:康达尔的国债之所以能够被上海新网用来进行国债回购,实际上是申银万国在与吕梁合作过程中利用其业务便利实施的一种非法侵权行为。他说,从吕梁操纵股票价格案件的案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早在1999年吕梁就与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开始了全面的合作,具体表现为吕梁操纵股价需要巨额资金,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就从上海久事等单位联系了10多亿元资金,然后又将该资金提供给吕梁用于操纵股票。为了操纵股票,吕梁需要大量的账户,南市营业部又给吕梁提供了上千个股东账户掩盖操纵行为。有了资金与股东账户,吕梁需要操纵的公司平台,南市营业部的总经理顾翠华就与吕梁成立了上海新网,并用亲戚等名义为吕梁办理了注册登记。南市营业部还专门配备了5名操盘手帮助吕梁实施操纵。
  康达尔代理人认为,正是因为申银万国与吕梁集团的密切合作,也因为南市营业部一手掌握了康达尔的国债购进情况,一手又联系着上海新网及其合作者吕梁,因此该营业部也就能够利用其业务便利,擅自将康达尔的国债交给上海新网开展国债回购,最终为吕梁操纵股票提供资金。如果不是吕梁犯罪活动败露,南市营业部的行为也许就会成为永远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面对康达尔代理人的辩护,申银万国坚决否认申银万国跟吕梁是合作关系,双方只是客户关系。康达尔的代理律师随后抛出了惊人的证据。李江指出,申银万国主动为吕梁找资金,牵线搭桥,形成申银万国、吕梁集团与资金方三方合作的局面。上海久事是第一个客户,第二个是上海实业联合,第三个是上海万象,接下来还开发了上海金鼎投资、上海润安投资、上海交运集团。一段尘封的往事——吕梁集团、申银万国与上海久事3家埋藏了5年的绝对隐私浮出水面。
  在审判长潘云波的允许下,康达尔的代理律师李江翻开公安部1.15专案组厚厚的吕梁操纵股票价格案卷。李江在法庭上宣读顾翠华当年的口供:“1999年7月,申银万国为吕梁联系了久事公司,三方签订了《资产管理合同》,融资1亿元。”其实早在吕梁进入康达尔之前的1999年4月,申银万国就与吕梁有融资往来。李江宣读的证据中,顾翠华说:“吕梁操纵手法高明,为了作交易量,通过融资获取交易费用,总公司对于这种资金操作形式是知晓的,这是券商对机构的通常操作办法。”
  “2000年2月,久事公司与我营业部签订一份国债回购协议,涉及资金总额5亿元,到账后并没有购买国债,考虑到这笔资金如何升值的问题,就与丁福根签订一份意向协议*6*8*6*8半年期满后,久事又投入3亿元进行国债回购,我将其中1.5亿元提供给丁福根使用,营业部同久事公司签订国债回购协议,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实际买卖国债,我根据久事公司要求开具了上交所国债交割单,按照正常的国债回购交易年利率在3%左右,而我和久事公司之间的国债回购协议年利率在9%左右。所以按正常的操作根本无法做,我是应久事公司的要求按倒推办法开具了交割单,该交割单是虚假的,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融资。”李江继续宣读顾翠华的口供。
  康达尔认为,上海久事在康达尔崩盘后,担心伪造大额有价证券暴露,急于要求申银万国归还资金,加上上海久事又是申银万国的二股东,因此申银万国利用业务之便牺牲康达尔保全上海久事。李江宣读的顾翠华的口供中显示,上海久事一共将6.5亿元资金以国债回购的名义流入申银万国并最终流向吕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伪造的国债回购交割单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计入上海久事的账目之中。奇怪的是,汇金公司重组申银万国,对申银万国进行了深入的财务审查,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在公开信息中发现汇金对原南市营业部当年伪造的巨额国债回购交割单审查出来,更无从谈起国债回购巨额收益差价的去向。在五年时间里,也没有部门对申银万国伪造有价证券进行审查。如此大额的有价证券伪造,早在2001年公安部1.15专案组侦查吕梁集团案件的时候就交代得清清楚楚,作为侦办案件的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却没有在吕梁案定性后,对伪造虚假有价证券以及要求虚假有价证券的申银万国以及上海久事进行立案侦查。
  在这一切奇怪现象的背后,还掩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伪造巨额票据幕后
  吕梁案已经尘埃落定,但真相真的已经水落石出了吗?吕梁真的是神通广大一手操纵了康达尔吗?康达尔崩盘后,吕梁莫名其妙地消失、上海久事巨额资金却毫发无损,因其他原因遭遇过证监会处罚的申银万国也奇迹般地躲过这一劫。但历史就是历史,一切并没有随着吕梁案的定案而往事如烟。
  上海久事作为申银万国的第二大股东,将巨额资金放在申银万国作增值业务无可厚非,但是为了达到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通过非法手段以伪造的有价证券交割单据入账,掩盖国企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真相。另据记者调查,在2000年期间,上海久事至少在申银万国处拥有62275、78478以及826243三个资金账户。
  记者调查获悉,上海久事源源不断给申银万国输送资金,即间接输送资金给吕梁,精明的吕梁除了许诺满足上海久事高利率的要求,对于从中牵线搭桥的顾翠华以及上海久事的签字代表——计财部经理熊亚华也给予了高额回报。仅第一笔1亿元的交易,顾翠华就得到了30万元的好处费,熊亚华得到了50万元的好处费。得到好处费的顾翠华以及熊亚华们胆大包天,在2000年6月与8月,申银万国给上海久事的62275资金账户虚开了三张总额高达13亿元的国债交割单,其中6月的是通过29笔成交的3亿元00970497国债(4)交割单,8月份其中一张是通过25笔成交的5亿元00970397国债(3)交割单,一张是通过45笔成交的5亿元00970497国债(4)交割单。
  上海久事跟申银万国签订国债托管合同,实际上却并没有购买国债,而是伪造国债回购交割单,并用虚假的国债交割单入账。在吕梁累计动用的50多亿元坐庄资金中,上海久事贡献了20%的资金,让庄家吕梁在半年期间成功炒作了北满特钢、马钢股份、莱钢股份、岁宝热电、康达尔。上海久事到底该不该被看成吕梁坐庄的合谋者呢?
  申银万国除了为上海久事伪造巨额国债交割单,还通过大量空白签章方式为吕梁坐庄透支至少17亿元以上。从1999年与吕梁第一次合作透支5000万元用于炒作康达尔开始,申银万国的透支就一发不可收拾。2000年一月透支7000万元、3月15日透支5亿元、6-8月透支11.5亿元。而这些透支的资金利息一般都在9%以上,申银万国获得的高息至少不该低于1亿元。吕梁用透支的资金炒作股票为犯罪,这些股票的交易应该定性为非法交易,那么涉及申银万国的交易佣金也应该属于非法所得。
  在法庭上,还有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吕梁为了操纵股票平台,跟申银万国南市营业部总经理顾翠华商量,凭借申银万国的信用以及资金,帮助吕梁增资上海中西新生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成立上海新网。记者了解到,申银万国为吕梁提供的类似帮助还有成立了上海中科创业、上海振元数码科技、上海世健实业、上海国科投资。申银万国如此做法对于吕梁的坐庄来说犹如助纣为虐。
  根据丁福根等人当年关于操纵股票价格案开庭的情况看,吕梁集团在申银万国处持有的马钢股份流通股占全部流通股比例高达17.8%,莱钢股份的比例高达20%,岁宝热电达到14.4%。如此大规模集中炒作,申银万国明知吕梁是在操纵三家公司股价,但还是进行大量的透支以及外拉诸如上海久事的资金,并提供大量的个人账户。尤其是明知道丁福根提供的个人账户不符合要求,还默认丁福根带来的账户为全权委托,故造成开户资料不全。而在康达尔崩盘后,申银万国居然能打开丁福根持有的这些账户,对其强行平仓,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申银万国知道这些账户的操作密码,那么这样就涉嫌参与吕梁操纵康达尔的犯罪活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申银万国凭借券商可以拥有客户操作的终极密码的优势,违规平仓,这样也是一种涉嫌违法的行为。
  为何申万同意调解陈枫案?
  申银万国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就在康达尔案件开庭前一天,同样在二中院C105法庭,康达尔前董事长陈枫诉申银万国将自己托管在陆家浜营业部的5只市值500多万元的股票,在2001年1月强行平仓。根据丁福根证言,当初自己没有取得陈枫的授权就将其股票平仓,而具体实施平仓的却是没有获得密码授权的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
  据了解,目前陈枫案已经庭审完毕,自知理亏的申银万国庭审结束就同意调解。但为什么面对康达尔8000万元的诉讼,申银万国却拒绝调解呢?有分析认为,原因是康达尔与陈枫案有着本质的不同:陈枫属于个人,且案资很小,而康达尔不但案资大,跟吕梁的关系非同寻常。一旦判决康达尔胜诉,那么申银万国将拿出真金白银,类似康达尔案件也将迎来诉讼高潮。
  记者了解到,2000年6月,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代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三单买入岁宝热电股票,成本为7999万元。当年8月2日与11月17日两个交易日,分两单买入0100420国债3996万元。到了2001年初,中西药业查询发现陆家浜营业部将国债以及股票抛售后,把资金9731万元先后分6次从中西药业的资金账户内划出。
  与中西药业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上海野生源高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12月15日其在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购入58万股岁宝热电,可是到了2001年1月2日至3日,陆家浜营业部也将上海野生源的股票平仓,并将942万元资金提取。最后法院判令申银万国的行为并不侵权。
  申银万国只是吕梁操纵股票价格环节中的一个平台,而涉及其中的券商等金融机构还包括中煤信托、中兴证券、南方证券、中油信托、中信证券、北京证券、海通证券、三峡证券、华夏银行、北国投、杭州商业银行等120多家。而在吕梁操纵股价案件中,只有申银万国以及南方证券的部分融资被调查出来,其余券商以及机构的融资却没有公开。在50多亿元的融资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而部分国有企业的国债也遭遇了强行平仓。
  “康达尔崩盘只是个案,一旦这样的案件胜诉,德隆案、鸿仪系等等案件涉及的资金都将拿着康达尔的胜诉判决书,纷纷起诉,这样一来将给清理整顿刚见成效的券商们一个致命打击。”一名证券界人士告诉记者,太多的类似案件一旦开闸,金融稳定都成问题,券商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不过该人士强调,券商的强行平仓将股东行为与公司行为混合,对出资公司来说很不公平。对于诸如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其他股东,尤其是流通股股东,强行划走资金是一种侵占。对于配合庄家坐庄,伪造有价证券的券商以及机构,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一操盘手”
  丁福根“意外”忏悔
  丁福根作为案件被告的第三人,“令人意外”地表示“忏悔”。
  丁福根,吕梁手下“第一操盘手”。党史研究专业毕业的丁福根却进入了陌生的金融行业,在认识吕梁之前曾经是金鹏期货投资部部长,主要负责开发大客户。据说当时金鹏期货的一位大客户韩志国在1996年介绍吕梁到金鹏期货时,吕梁对丁福根印象非常好,给丁福根的评价是“听话又聪明”。1997年4月,丁福根从金鹏期货辞职,跟吕梁的交往因此更加频繁。
  1998年开始,丁福根为吕梁的苜蓿项目奔走,当年12月开始操作康达尔股票。丁福根的工作重点转向股票炒作,主要负责签订协议,其中包括分成协议、融资协议、股票协议、银行质押协议、借款协议、国债协议等等。就这样丁福根逐渐成为吕梁的核心成员,并成为“第一操盘手”,在吕梁的指挥下与朱焕良旗下的操盘手共同操盘康达尔股票,并利用康达尔股票高位融资炒作马钢股份等。
  2000年12月25日,康达尔崩盘,吕梁神秘失踪,丁福根获操纵股价罪。
  “从2003年走出监狱,我就是一个合法公民了。”丁福根脸上有一点重获自由的幸福。一头白发的丁福根没有“第一操盘手”的霸气,也没有想象中的神秘,背着书包,静静地从法庭的旁门坐到被告席上,慢条斯理地从书包中拿出一些证据材料。在审判长没有向自己提问的时候,丁福根一直沉默不语。
  丁福根在法庭上强调申银万国最后的平仓一开始不是自己的授权,而是自己被警方控制后写的补充授权。在本案——康达尔诉申万中,申银万国没有想到丁福根会如此作证让自己被动。丁福根的证言无疑告诉审判长,当初申银万国的强行平仓是在没有取得授权的情况下违规挪用客户资产。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今日的券商已经不是昨日的券商,券商的生存靠什么?信誉,信誉第一。”丁福根朝记者笑了笑:“有勇气承认错误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券商也是一样。没有勇气承认错误,让客户蒙受损失,还会有谁相信你呢?还会有谁跟你一起合作呢?现在的申银万国需要承认错误的勇气。”
  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丁福根的话再次让申银万国感到被动:“我想说的是,吕梁的事情是吕梁的事情,股东不能代表公司,股东出了问题不能让公司跟着背着,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丁福根告诉记者,申银万国混淆了股东跟公司的概念,导致他们犯下这样的错误,现在依然在这种错误的概念下拒绝承认错误,“现在是规范时代了,没有承认错误勇气的券商能否很好地发展,这是个问题。”
  丁福根不断向记者叹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规范的时代都会结束,中国证券市场要想快速健康地成长,必须规范。”丁福根认为,吕梁时代的概念炒作已经落伍了,在全流通时代,价值投资才是未来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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