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原动力:一个是国际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需),一个是城镇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内需)。

　　08 年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的国际化进程遇阻。为应对此危机,国家启动了4 万亿的刺激计划,刺激计划只是短期应急的权宜之计,毕竟一个经济体不能实施长期刺激,也没哪个经济体有如此多的财力支持长时间刺激,“是药三分毒”,刺激政策容易让经济体呈现资源错配的“畸形”。因此,刺激计划能否成功避免经济周期步入衰退取决于内外需的快速恢复,让他们承接住经济刺激后的增长重任,即两大增长的原动力有其中一方面能得以快速恢复或发展:其一,刺激计划完成后,外需得以恢复;其二,刺激计划完成后,民间资本参与的城镇化进程能得以快速发展。

　　由于一些西方主要经济体增长的原动力缺乏以及欧洲一些经济体历年来持续的赤字财政导致当前面临主权债危机,当前的外需恢复是属于全球刺激后的短期反映,很难具有持续性,未来两三年依靠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预计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因此,未来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任就落在城镇化加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当前进一步刺激城镇化显然会遇到房地产泡沫化的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境,唯有变革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制度缺陷。否则,重复以往的调控模式,政策的再次放松只会形成地产的再次泡沫,而且由于这一市场的参与群体对这一制度缺陷的适应性已能做到游刃有余,这会导致调控周期缩短,从而导致增长缺乏持续性。

　　由两大原动力派生出来的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红利等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当前经济讨论的主题。所谓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技术的发展使当前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其二,通过消费的拉动使经济增长由当前倚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增长;其三,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逐步取代当前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模式。制造业的技术升级路径无外乎两个:其一依靠海外技术的引进,其二依靠自主研发。在海外还没有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对我国进行技术出口限制的条件下,以及当前的教育状况,要快速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可行性较小,显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经济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快速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这一转换有意前提条件: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得以提高。这就需要在就业相对充分的条件下实现工资快速增长,但假若外需和投资出现下滑,就业问题必将显现,那么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必将遇阻。

　　因此,要打破未来内忧外困的局面仍,唯有决策当局进行制度释放,通过城镇化加快可实现未来经济三至五年的平稳发展。若如此,那么相对应的资本市场有望迎来转机,重新步入“牛”的格局。但随着短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在逐步加大,在此环境下去实现制度变革带来的短期阵痛,确实需要考验决策当局的决心和信心。若还是重复以前的调控模式,那么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面临挑战,迎来的将是持续的低增长,相对应的资本市场面对的将是“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