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成长的烦恼 高质量发展呼唤创造性破坏

  把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门槛效应”这个命题,对中国经济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受“门槛效应”困扰的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异,找准解决突出问题的关键政策。

  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终究会丧失,但规模经济效应也对制造业的区位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更高水平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九个城市进行合作的经济学依据。

  深圳拥有世界上任何发达地区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的示范作用不应该再是高速度,而是要转向高质量,不仅要促进人口的横向流动,更要为人口的社会纵向流动搭建阶梯。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今年以来,关于共同富裕、反垄断等问题成为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舆论焦点。诸多热点争议的背后,实则是社会各界面对国内外形势剧变下迷茫的反映。

  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关注短期经济稳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一系列长期体制机制改革依然是时不我待,需要克服诸多“成长的烦恼”。

  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在人口变化和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已广为人知,近年来又对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蔡昉,倾听他围绕反垄断、再分配政策、区域发展等热点问题,详解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年过花甲的蔡昉喜欢音乐和文学。在专访中,他引用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歌词中的一句:“需要走过多少路,一个人终能长大成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如此,总要翻山越岭、爬沟过坎,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并没有变坏,只是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必然遇到更大的挑战。面对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和紧迫感都在进一步增强。”蔡昉称,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固然要密切注意国内外宏观经济动向,充实和调整政策工具箱,必要时出手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但是稳定增长速度更是一种主动的作为,立足于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供给侧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同时扩大以内需为主的需求侧能力,实现潜在增长率。

  “门槛效应”下不进则退

  证券时报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到二〇三五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已经临近跨越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人均GDP门槛,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262美元,已经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3.5%;2020年人均GDP继续保持在10000美元以上,迅速靠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按照当前水平,即便保守预测,在“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GDP也一定会跨过12535美元这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所以,讨论我国是否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对中国的意义越来越小了。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从跨国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中等收入国家,还包括很多临近甚至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

  我曾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过一项分析,2011年,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全世界有21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0~20000美元之间,我们可以把它们所处的这个发展区间看作“门槛区间”,把人均收入刚刚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称为“准高收入国家”。到2018年,其中有8个国家经历了人均GDP的负增长。也就是说,2011~2018年,处于这个“门槛区间”的国家,有高达38%的概率出现人均收入倒退的现象,更谈不上改变“准高收入国家”的身份。

  通过对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以及接近甚至略微超过高收入门槛国家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是一个经常变动的群体,并呈现两个标志性的特点:第一,经济增长减速,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都在原基础上显著下降。第二,国家之间增长率分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表现得比较好,而一些国家的下降幅度非常大,整个组别的增长表现出显著的发散性。一般来说,这两个特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不确定性的增加。

  因此,我认为,把“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门槛效应”这个命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遭受“门槛效应”困扰的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异,找准解决突出问题的关键政策,才能良好应对,跨越关口。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面对您上述所说的“门槛区间”风险,您认为经济发展应如何应对?

  蔡昉:中国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也恰恰处在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存在诸多风险及随之产生的问题。这个时期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的烦恼”具有若干新的特点。

  例如,在更高的发展阶段,要素投入型的发展方式必须让位于生产率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世界经济史表明,高速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却只能依靠生产率驱动型的发展方式。在高速增长阶段,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生产率越来越需要依靠市场主体之间的充分竞争,让生产率表现更优的企业胜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

  随着可供转移的劳动力逐渐减少,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缩小,高速增长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也趋于式微,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生产率。这个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终极源泉,其本质是创造性破坏。

  针对美国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生产率竞争导致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这种机制的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了1/3~1/2的贡献。美国如今企业的进入率显著降低,因此生产率的提高陷入徘徊。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经济增长陷入“失去的十年”,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其背后则是创造性破坏这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条件没有形成。日本当时虽然技术仍在进步,机器替代工人的资本深化过程也在进行,但是很多低生产率企业和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经营,一度还出现僵尸企业蔓延的现象。

  创造性破坏不是“破坏”一切

  证券时报记者:既然您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终极源泉,那应如何健全创造性破坏的机制?

  蔡昉: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必须处置僵尸企业、需要淘汰传统产能,甚至应该更新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都要着力创造条件,让新企业容易进入,并按照生产率原则优胜劣汰,给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施加必需的市场压力,并为其营造易于退出的机制。

  一方面,要健全破产制度,实现无效率的市场主体有序退出,是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并不意味着“破坏”一切,劳动者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须始终受到保护,社会政策托底是形成创造性破坏环境的前提,政府应设计更多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以加强对脆弱群体的托底保障。

  此外,创新创业的成果分享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了回应新发展阶段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应运而生,成为拥抱新技术革命的领头羊,帮助中国不断走进世界科技前沿。然而,在新的科技革命条件下,报酬递增导致垄断的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相反,具有更突出的报酬递增性质的新技术革命必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垄断倾向,造成不利于发展成果分享的倾向,这需要政府在再分配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在保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进步和企业扩大对竞争的阻碍,以及对普通劳动者的不利影响,特别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民生不因就业和收入的冲击受到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如您所说,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进步和企业扩大对竞争的阻碍。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不少互联网企业开出巨额罚单,但亦有观点担忧这有违市场经济发展,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

  蔡昉:一般来说,市场机制虽然是计划经济的对立物和替代品,却也是孕育垄断的母体和温床。人们对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或计划思维的回归有足够的警惕,却忽视了产生垄断的潜在危险,更不用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常常有意淡化垄断的存在及其危害。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新的垄断因素也在滋生,不啻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大敌。

  据说马克·扎克伯格学生时代的梦想就是把全世界连接起来,他后来所做的事业正是建造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连接整个世界。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指出的那样,社会网络每个节点的地位并不相等,其中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彼此之间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

  因此,所谓“连接”说穿了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集中到一个中央指挥部来统筹,或者说亿万普通人由这些巨型企业来“连接”。从这个目的着眼,我们便可以看到,此类企业已经表现出无所不做、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特质。很多企业的动机已经变成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排挤掉竞争对手。

  当今世界正朝着数字经济方向发展变革,科技公司具有更庞大的体量、更坚厚的进入障碍、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性质,不仅从传统定义角度看都是强化垄断性的因素,还产生了“赢者通吃”的新现象。因此,从促进竞争和创新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必要性出发,防止和打破垄断的任务不容掉以轻心。

  可见,吸取一些国家教训,关注中国大型科技和平台企业扩张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和显现的端倪,我们需要认识到,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创造市场经济运行的良好制度环境等一系列举措是题中应有之义,包括强调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用户信息安全和利益,促进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对平台经济要加强监管和规范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

  京沪深的未来发展之途

  证券时报记者: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前海合作区深化改革方案近日发布,前海“扩区”靴子终于落地。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疾步快行,从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您认为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需要重点着眼哪些领域的建设和机制的完善?

  蔡昉:经济学家把东亚经济体之间由于比较优势差异及变化而形成的产业转移概括为雁阵模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以及劳动力短缺现象渗透整个中国内地省份,进而各地工资水平进一步趋同,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终究会丧失。但正如贸易与合作并不仅仅以生产要素具有互补性为唯一前提,规模经济效应也对制造业的区位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更高水平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九个城市进行合作的经济学依据。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功能定位,在实施推进中应该立足该区域的初始条件特点,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重点凝聚其作为整体的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优势,唯此才能成功完成其独特使命。

  一是发挥和扩大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高的既有优势,进一步推进其在区域内的互联互通。特别是提高金融、保险和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一体化程度,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

  二是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聚集。这个地区具有世界上其他已有湾区不具备的特殊优势,即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仍然在一定时期保持人口红利潜力可供挖掘。为此需要广东省的政策思路实现从“腾笼换鸟”到“凤凰涅槃”的提升,率先于全国突破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后关口,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共享水平,防止外来劳动力返乡倒流,形成吸引各类外来人才和劳动力的聚集地,在区域内保持并尽可能长期延续人口红利。

  三是聚集、培养和扩大企业家群体,激励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家蜂拥而至、成批涌现,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空前活跃、排浪式展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必须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此,企业家的内涵已经从单纯的投资者和经理人员回归其创新本意。

  四是推动该区域各地的政策、制度和规则有效衔接,促进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完善和一体化程度,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城市,也正经历着制造业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您如何看待制造业对于深圳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蔡昉:全国已经历过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两种效应同时发挥作用,到规模经济效应作用递减、比较优势效应扩大的过程,结果便是制造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珠江三角洲地区一样,深圳特区一度也尝试“腾笼换鸟”。这种努力表面看上去似乎效果不显著,其实并不是坏事。如果把“腾笼换鸟”的思路换成“凤凰涅槃”,意味着深圳不能没有制造业,只不过是转向更高水平的制造业。同时,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条件下,服务业发展才是高端可持续的。

  对深圳来说,今后也不能放弃制造业。以往的认识以为,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不需要制造业,不需要非熟练劳动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做法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最终导致极其惨痛的后果,最初主要表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可以称为“拉美病”,后来又可以叫作“美国病”,实际上也是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病。

  制造业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温床。几乎所有陷入凋敝的城市和地区都经历过制造业发展不足或鼎盛之后的衰落。很多国家在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制造业比重便开始早熟型下降,导致就业岗位的损失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或多或少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事实证明,没有制造业及其升级换代,普通劳动者就不可能有梦想和未来,中产阶级也必然萎缩,社会也就没有凝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深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打造高端规模经济,重塑比较优势的机遇,深圳拥有大湾区的规模经济(高端聚集效应)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发达地区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能有丝毫的放弃、浪费或滥用。深圳的示范作用不应该再是高速度,而是要转向高质量,不仅要促进人口的横向流动,更要为人口的社会纵向流动搭建阶梯。

  证券时报记者:与深圳不同,北京、上海作为一线城市近年来面临着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等问题,这将对京沪的经济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应如何应对?

  蔡昉:中国老龄化面临的通常是未富先老的独特挑战;很多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特点是先富先老,也不无挑战。未富先老的影响往往是供给侧的潜在增长率降低,而先富先老的不利影响更可能在需求侧。如果说中国整体上面临未富先老的状况,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更接近于先富先老。世界上有21个国家经历着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表现明显比其他条件相同的国家差。

  为避免陷入先富先老导致的“高收入陷阱”,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需要未雨绸缪改变政策取向,调整城市发展思路,特别是要关注以下领域,加大解决问题的工作力度。

  一是增强城市承载力,稳定人口机械增长,即合理适度地保持外来人口的持续流入。北京在保持合理人口规模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围绕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加大城市辐射力,用好周边地区的资源,唱好“双城记”“多城记”,但不要唱“空城计”。

  二是服务业要拓宽幅度,加强城市就业的容纳度。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未来服务业不仅要升级,还要与新技术革命接轨,并着眼于应对老龄化挑战,围绕全面促进消费加快发展。

  三是探索形成适合超大城市定位的制造业。没有适度比重和不断升级的制造业,就不能形成足够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应该依托北京作为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发展与首都功能和国际大都市定位相关的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

  四是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率先建成福利城市。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基尼系数降到一个合理水平,最终手段是再分配政策。中国加大再分配力度的特色路径是,把劲儿用在提供更好、更多、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上面。超大城市利用自身户籍制度改革的特殊性,可以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新老市民后顾无忧才能放心消费,才能防止这些城市率先出现有效总需求不足的现象,避免“高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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