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元结构 补齐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短板

  韩和元

  广东区域发展严重失衡

  1月14日上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预计2019年全省GDP同比增长6.3%左右,规模将达10.5万亿元以上。这不仅意味着广东连续31年坐稳全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宝座,也意味着广东率先跻身10万亿GDP俱乐部,成为全国目前唯一的10万亿GDP大省。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就现阶段的广东而言,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其中,地区之间发展的严重失衡,一直是困扰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首先,来看地区生产总值(GDP)。2018年广东全省地区GDP达9.73万亿元、同比增长6.8%。珠三角城市GDP继续保持领先,其中,深圳和广州GDP均超过2万亿,分别为24221.98亿和22859.35亿,佛山、东莞位列第三和第四,分别为9935.88亿、8278.59亿。四市GDP总额高达65198.8亿,占2018年广东全省GDP的67%。也就是说,包括惠州、中山等珠三角其他城市及粤东、粤西和粤北在内的广东省其他17个地市的市均GDP为1888.53亿元,仅为广州、深圳两市经济体量(22000亿+)的8%。

  其次来看增速。就2018年而言,广东的经济发展,完全可用一句话来予以形容,那就是:广深佛莞四城突飞猛进,其他地市处境艰难。在这一年里,除佛山外,深圳、广州和东莞表现抢眼,深圳和广州的名义增速分别为7.70%、6.31%,东莞更是录得9.19%的高速增长。而反观其他地市,肇庆的名义增速为4.35%、清远4.28%、梅州3.23%,阳江更是低至2.96%。

  再次,来看GDP跻身5000亿俱乐部的城市数量。综合各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跻身5000亿俱乐部的城市,江苏已有9个。这些城市,不独分布于苏南地区,还包括扬州、盐城、徐州等苏中、苏北地区。这与广东省形成鲜明对照。数据显示,广东省GDP突破5000亿的城市仍只有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四市。排名第五的惠州,其2018年的GDP仅为4103.05亿,距离5000亿大关尚有较大的距离。由此可见,相比于两极分化的广东,江苏的发展显然更为均衡。

  最后,来看看人均GDP量。数据显示,在广东21个地市中,2018年仅有7个地市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剩余14个地市的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梅州(25367元人民币)仅为全国水平的40%左右。反观同期的江浙鲁闽,浙江仅1个地市,江苏仅2个地市,山东也不过6个地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而广东的邻省福建,更是实现所有地市人均GDP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区域失衡原因何在

  那么,广东区域发展为何会如此失衡?从形成和演进机理来看,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和路径依赖,但地理位置、区位优劣势、要素禀赋、文化观念等因素,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譬如珠三角地区由于濒海,早在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的人民,就开始下南洋谋生。而许多具有爱国、爱乡热情的华人华侨出于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捐资办学、建医院、修道路和投资兴办工厂,无疑大大拉动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在这种人员往来中,也给珠三角地区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运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港澳地区的发展,进入1980年代,港澳地区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开始高企,产业出现转移的诉求,而恰好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而由于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且人文习俗、血缘相近,珠三角地区也就成为港澳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反观粤东西北,地理位置偏远,尤其是粤北山区,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历史上跑到海外谋生者较少。也就决定了上述地区缺乏区位和人文优势。正是这种种因素的合力,在无形中拉大了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差距。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大因素,还在于制度和政策层面。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在全国率先通过“三来一补”,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时,粤东西北地区还如内地其他地区一样,死死地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里。到20世纪90年代时,珠三角地区已然在市场经济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规则中驾轻就熟,而粤东西北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萌芽状态。更为要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梯度发展理论”却逐渐成为指导广东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政策上得到了极大优惠。政策上的倾斜,客观上导致珠三角地区的外商投资明显多于其他地区,从而加快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粤东西北则无疑处于政策的劣势。正是这种二元制度、二元政策,造就了广东今天的二元结构。反观江浙,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并没有给予浙江、江苏下属几城太多优惠政策,各地基本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且都是野蛮生长状态,这反而避免了制度性、政策性二元结构的出现。

  广东须补齐区域失衡短板

  首先,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一个国家或是地区,之所以要谋求社会经济之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让绝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更为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将这种生活状态,描绘为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这是广东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所认为的,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目前广深佛莞已初具规模,但受制于各种因素,未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放缓。这也就决定了,广东必须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由目前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佛莞四市的单腿走路,变成珠三角地区和非珠三角地区双腿走,即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深佛莞继续作为广东经济引擎的同时,将非珠三角地区培育成全省经济的新增长极。

  那么,如何补呢?既然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关键在于二元的制度和政策,那么,想要补齐这块短板,就得抓住问题的这个牛鼻子。

  (作者系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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