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瑾:警惕民间借贷异化成血腥高利贷

  在正规金融供给依旧高度抑制的今天,合法的民间借贷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去年下半年上海警方侦破的案件中,一种名唤“套路贷”的高利贷模式开始浮出水面,其手法与去年沸沸扬扬的裸条(裸贷)、校园贷情况类似。受害人群体都有着明显的特点,即上海本地的无业“迁二代”。

  犯罪嫌疑人假冒小额贷款公司名义对外号称低息无抵押信用贷款,精选文化程度低,家里有拆迁房的上海户籍年轻人进行放贷。首先,放贷公司与借款人签订两份借款合同(阴阳合同),一份真实借款合同,约定相对合理的还款期限和本金利息;另一份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非常短(往往一个月)。借款时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但借条金额=实际借款本金+预先扣除的利息。其后,放贷公司故意失联以致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款,在高额借款合同约定的短期还款期过限后,以借款人违约进行催收。只要借款人出现无法还款情况,放贷公司即刻以合法形式将持有的借款人债权转让给另一家放贷公司(通过代为还款形式平账)。同时强迫借款人签订一份金额、利息、期限更不合理的借款合同,层层转让后放款人最终还款额是首次借款本金的十数倍以上。最终,借款人无力偿还,放贷公司以非法形式强迫借款人直系亲属通过签订《房屋买卖权委托公证书》、交出房产证形式,达到侵占房产的目的。这样的“套路贷”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暴力催收的焦点领域。

  应该注意到,民间借贷领域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立法规制。在民间借贷法律规制不断衍变过程中,长期存在保护合法借贷和打击非法融资两条主线并行的情况,客观上存在抑制合法民间借贷发展的现状。实践中,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民间借贷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加之中国缺乏《公平债务催收法》,因此民间借贷常有异化成血腥高利贷的倾向。

  当前,民间借贷领域尚未形成民事、行政、刑事相结合的综合规制的法律模式。类似“套路贷”这种高利贷模式在公安机关以涉嫌虚假诉讼、敲诈勒索罪刑事打击处理前,行政规制手段、民事司法救济基本无效。当切割“套路贷”每个链条环节,其形式上基本合法。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套路贷”民事合同效力难以被否认,甚至会出现放贷公司债权得到合法确认的情况。由于缺乏相应行业主监管部门,行政介入更是难以实现。因此,如果借款人在刑事报案时被公安机关简单视为经济纠纷,那么借款人及其家属不仅仅是财产权甚至人身权、生命权也无法获得法律保障。

  笔者以为: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加快出台统一的法律规制。从经济学角度看,正规金融机构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金融需求,合法民间借贷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2014年国务院曾下发的《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其中虽然提及“要加强对民间借贷、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引导和规范”。但在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法律规制前,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将由于无上位法依据而缺乏法律效力,现实操作空间有限。建议尽快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小额贷款公司管理条例》。

  笔者以为,制度供给要有前瞻性,对民间借贷领域在行政、民事、刑事方面要能有效衔接、相互统一。2015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领域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仅凭一部民事司法解释无法满足行政管理、刑事打击的现实需求,特别应该关注暴力催收情况下,异化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边界何在,如何避免在适用“非法经营罪”时引发的罪行法定、刑事谦抑性等刑法基本原则的质疑。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强化立法的精细化。建议行政、民事以及刑事等方面要出台相互衔接,有效统一的具体配套制度。例如对低信用的小微企业及个人放贷的民间借贷机构在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形式方面给予鼓励性政策,确立个人破产制度,对民间借贷领域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尽快明晰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等。

  (作者供职于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稳定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工作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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