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发优势，即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乃至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跳过技术创新中的研发步骤，而直接获得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因技术已为顶尖之势，所以只能期冀于更新的发明创造。考虑到“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其中只有十分之一、二最终投入商业生产……”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率，将会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发展速度减缓，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已成形并经过市场投放检验的技术快速发展，从而获得在短期内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捷径。
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理论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改变制度，那么纯粹的技术引进只能导致社会剩余被少部分社会精英所攫取。这一理论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认为，法国经济能够在19世纪后半叶赶超英国，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出现，使得制度变革，产生了更适宜经济发展的环境。可以说虽然法国大革命在短期内看上去对法国经济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了更加长远的利益及更加广博的机遇。
官员作为公共代理人，其要负责的将是全国人口，而在人数诸多的情况下，在激励方面很有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即因为其回报可能只有亿分之一；同时，倘若委托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也会对官员行为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由于在衡量产出时需考虑的因素过多，到底官员有多么称职无法进行准确衡量。
那么减少腐败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提高监管力度，增大发现概率。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部分权力逐渐下放，使得各级官员手中的整体权力增多。而同时经济关系的复杂所带来的灰色地带，也在使被发现的概率不断减少，而工作多样性则导致被开除后重新找到的工作可能增加。在这种大背景下，处罚也开始水涨船高，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廉政工资不断增加。
因此，如果不首先解决体制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只会使得养廉钱越来越高，在“养”不起后，直接后果将会是各级官员向社会出手，通过变卖手中权力等方式人为影响市场平衡。经济发展所获得的剩余将大部分向官员口袋里转移，所以想要科技与经济长时间稳定发展，只有减少政府官员权力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治本的方法是建立法治社会。
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承认，拿印度现状作为案例，有说服力不足之嫌。印度由于其自身的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等历史遗留问题，很难判断它如今发展的落后是因为“震荡疗法”所致，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不进行宪政改革，印度的情况将远糟于现状的可能。
经济学最尴尬的一点莫过于，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而只能对已有情况进行观测。可我们又很难做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说一个经济现象完全是由体制导致并排除其他因素，同时当一个国家采取某项措施且经济低迷时，我们也不能判断是否不这么做的话它的现状将会变得更糟。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几百年后的角度上来观测如今的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对我国极具参考价值的几个国家所出现的经济现象。
林毅夫在他的《解读中国经济》中所做出的“盲人摸象”的比喻，总结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窘境——思考问题的片面性、手头资料的有限性以及时时发展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都会限制我们对经济问题，包括“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理解。
但即使如此，笔者依旧认为，从蛛丝马迹上能够些许地推断并寻找出对我国有用的讯息。以东亚奇迹为例，传统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成因可归结于文化因素、政治格局影响、自由市场贸易、政府干预和外向型经济结构。但无论哪一种解释，我们都可以从同时期的东亚之中找出反例。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中，林毅夫将其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可是这种比较优势如果操控不当、错过最佳调整时期也极有可能成为劣势。受到大量投机活动支撑的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遇的大衰退便是一个案例。
近年来，由于中国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基本工资上升，很多公司纷纷将工厂从中国撤离，转而进入更加贫困的国家进行发展。我国在劳动力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同时，诸如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亦开始浮出水面。我国去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突破警戒线。诸如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在就业创造方面，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参加工作，我国主要的劳动型密集企业还集中在城市，可农村等地的劳动力应用不足。近来，我国股市产生多次动荡，去年人民币的一次性贬值出乎世界意料。笔者真正想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过快的经济增长，很多问题还藏于水底未被发现，一旦经济出现停滞，它们的爆发性极有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威胁。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首次提出 “新常态”：“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国经济将缓步慢行。
这是中国一次调整自己、解决前文提到诸多问题的最好时机。我们可以注意到，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主要的相争之处便在于体制腐败和科技创新，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将是我国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增长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已开始积极面对处理这两个前进路途上无法避开的难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