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1982年获西安外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近代史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埃默里大学美国政治和外交历史博士学位。担任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兼职副教授、美国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史和政治发展、中美关系、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崛起下的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台海关系。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的第五篇写了邓小平在美国访问的旋风九日和他怎样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彻底颠覆美国人对中国抱有的负面看法。回国后不久,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开始长达近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邓小平的访问和北京对河内的“教训”使得中美关系进入“如胶似漆”的蜜月期。
美国还有个国会也管外交
    从尼克松总统秘密出兵老挝,国会就开始策划如何限制和监督行政部门的外交决策,并通过了《战争决策法》。
    卡特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热津斯基背着国会与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让国会那些支持台湾的议员们个个怒发冲冠,纷纷想方设法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的商业、文化和防务关系。与此同时,台湾也对美国发起软实力攻势,甚至邀请卡特总统老家的12位居民访问台湾,让他们亲眼目睹那里的人民的友善与和蔼。
    另外,美国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因为共和党人对民意的调动不断升高,而外交决策群又不能在中国大陆会不会武力收复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切都为《台湾关系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法从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提出(1979年2月28日)到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1979年4月10日),总共是42天。这样的立法速度只在小罗斯福为抗击大萧条启动新政时出现过。它两次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票数悬殊如此之大 (3月13日,345∶55和3月28日,339∶50;3月14日,90∶6和3月29日,85∶4),即使卡特总统否决,国会两院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他的否决。
    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建交谈判时,里根再次宣布竞选。当得知美中建交之后,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大骂卡特总统无情无义,并亲自飞往台湾告知蒋经国等人:一旦当选,他将与中国断交。竞选辞令变成政策或立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里根总统在1982年8月17日与中国签署了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公报。这个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双方还表示:“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里根总统也对台湾作出了所谓“六不”的承诺(也称“六项保证”),这“六不”分别是:美国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不会更动“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不会在作出对台军售的决定之前与中国大陆协商;不会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调解人;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这个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不会压迫台湾和中国大陆谈判。
    2016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不”是“美台关系”的基石。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将对台列入法案。
    其实,中美关系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都按照“八一七公报”第八款运行:“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美国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美国资本缓缓进入中国的发展项目,中国也先后加入了被美国牢牢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6年,中国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并开始申请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议(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由于对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持有保留意见,因此刚开始并不支持中国加入后两个组织。
    里根总统1984年访问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5年福特访华,卡特1981年访华的时候已经被美国选民“赶出”了白宫。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各种原因,美国最高领导人9年没有到访中国。里根总统访华一共去了北京、西安和上海三个城市。
    在北京,里根总统提出与邓小平见面。邓小平已经退居二线,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里根。邓小平告诉里根总统,美国应该从扶持 “韩国、以色列、台湾和南非”的四个“航空母舰”政策中走出。其实,里根不知邓小平讲什么,说美国一共有9艘航母,引起在场的随同人员大笑。国家主席李先念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设宴为里根夫妇接风洗尘。里根在祝酒词中引用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描写他此行访华的目的。他告诉李先念说,他少时在美国农村一所小学里从课本上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日后会有机会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
    在西安,里根总统一行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里根和南希还被允许走进俑坑与那些高大威武的秦人合影留念。他们还逛了博物馆外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小礼物。里根总统访华最后一站是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里根是第一位在中国大学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他首先向复旦师生转达了美国人民的问候,然后转达了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复旦青年教师的问候。里根总统指出:“中美两国都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当他用中文说出“通力合作”时,礼堂里荡漾起一片笑语、掌声。里根离开不久,美国国会就拨款在复旦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美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今天还是中国研究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
    1985年7月21日至31日,李先念偕夫人林佳楣正式访美,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李先念是在访问加拿大之后从尼亚加拉瀑布进入美国的,在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里根的隆重欢迎。陪同李先念访美的中方官员为李鹏、姬鹏飞和王兆国。尽管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7月23日,中美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这些协议将允许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高达200亿美元的核电市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告诉记者,白宫相信中国会严格遵守协议中关于核不扩散的条款。离开华盛顿之后,李先念一行又访问了芝加哥、洛杉矶和檀香山。当时中美关系并非没有障碍,其中最严重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并因此拒绝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4500万美元。其次,中美在纺织品和粮食贸易方面及技术转让上也还有分歧。1984年,中美的贸易额已经到了60亿美元,并将在1985年达到70亿美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美军事交流应该说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出资2200万美元请美国协助改善弹药制造厂的设备,又花800万美元从美国购买了鱼雷,还用6200万美元订购了美国的火炮瞄准雷达,而最大一笔交易是出资5亿美元请美国改造中国歼击机上的雷达设备。中国还从美国购买了24架大型S-70C直升飞机。尽管与中国的军火交易不过是美国整个军火交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美国能向一个意识形态与自己截然相反的国家出售军显然要经过深思熟虑,并对北京有起码的战略信任。确实因为中国对美国也有了相对的信任,1988年,中国与美国签署协议允许美国和平队向中国派出志愿者。第一批志愿者于1992年到达中国教授英文。
    1989年2月25至26日,刚刚当选总统不久的老布什借道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葬礼之际对中国进行了40个小时的工作访问,使他成为有史以来“访华最快的美国总统”。访问期间,他的车队在天安门广场小停,布什总统从车里出来向北京市民挥手致意。他任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经常和夫人骑自行车穿行广场。布什总统在北京期间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在中国荧屏上向中国人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
    飞离北京之前,邓小平接见了布什总统。邓小平试图向布什介绍中国正在如火如荼推进改革开放的性质、节奏和目的。他对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中国是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国内外政策,我们不打牌,也不搞权宜之计,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
    邓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了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年轻人各执己见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尽管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期间稳定压倒一切,从1976年终止文革之后中国持续了近13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突然因为胡耀邦的去世出现了裂痕。从4月中旬到6月初,中国经历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发生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之后,中美蜜月关系戛然而止,双边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应该说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应该是这个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楷模,也是目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试图达到的境界。那个10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间,两国关系的和谐与融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莫斯科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同仇敌忾暂时掩盖了两国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的重大区别;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技巧和远见,使得常常想要改变中国颜色的美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其实正在朝着美国人设想的目标前进;美国的非政府群体,特别是工商和高等教育界看到了与中国交往的巨大潜力和成果,使出浑身解数说服行政和立法机构推进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考验。两国的领导人如何使双边关系转危为安,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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