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经过不断刺激而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后，必然面临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挑战，在世界发展史上，有两类转型的方式比较典型，一类以美国为例，经过长期刺激出现滞账后，最终美国采取了大幅提高利率的做法让经济硬着陆，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最终通过互联网创新而开创和主导了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另一类以日本为例，希望通过刺激增长的方式为结构调整提供缓冲，但最终造成经济泡沫，而泡沫破裂后长期采取财政刺激托底的方式，让结构调整迟迟无法完成，最终导致财政与货币政策走向极端，现在执行的负利率政策也面临失效。 
    对比两国结构调整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很难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美国是经过长期刺激而出现滞胀完整后被迫采取加息的休克疗法，而日本则是回避调整阵痛，希望在刺激增长的过程中实现转型，结果是泡沫破裂后被迫重新回到财政刺激的旧轨道上来。就像近日权威人士所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多党执政，为了选票，没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结构调整的行动。但是中国有制度优势，不过必须认准方向，形成共识、狠下决心，而不能徘徊不前，像日本那样，既不想付出阵痛，又想要保增长与调结构同时实现的幻觉。 
    近日权威人士的访谈对中国目前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讲了真话，这反而给市场信心，即中国政府清楚地知道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市场最怕经济决策对现实缺乏正确的理解以及缺乏面向未来的正确方向。如果仅仅是通过加杠杆制造复苏的假象以及预期，实际上，市场很清楚这只能为虚拟经济提供套利的短期机会，而且还会增加中国经济的风险。 
    本质上，经济转型就是尊重经济发展与市场运行的规律，让经济运行回到正确的轨道。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过去数十年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积累下来的要素扭曲与结构失衡。转型就是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是勇于处置“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产物，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但是，一些地方依然怀有侥幸心理，对于僵尸企业希望搞“债转股”，或者搞“拉郎配”式重组，让企业苟活下去，不断地增加成本，积累金融风险。如何处理“僵尸企业”是中国能否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指标，如果自欺欺人让企业苟活，结构调整就不会成功。 
    创新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产物，是长期投入和积累的过程，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高投入的专业研究活动，违背创新的规律，就会变成投机，用点子、模式取代真正的创新，实际上是浪费资源。反而不利于真正的创造精神。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话说，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事实上，有的创新大部分围绕着商业模式，是做生意的创新，而不是像硅谷那样是技术创新。有的创新是由赚钱的欲望驱动，而硅谷的创新是由理想驱动，他们的结果也就不同：前者通过股市创造一些富人，而后者则诞生了一些改变世界的人。 
    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不等于实业不再重要，实体经济是服务产业发展的基础，违背这个规律，就会过度依靠虚拟经济，从而更容易产生泡沫，依赖泡沫，就像美国最近十几年一样。长期以来，货币政策鼓励和刺激了虚拟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带来两种后果，一些原本踏实做企业、做研究、做工的人都卷入到炒作和投机当中。整体经济缺少了战略耐心，追求短期效益，人心浮躁，这正是经济转型期的大忌；其次，地产与金融大幅增加了经济成本，打击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楼市泡沫将集中于一线城市的科研机构与人才分离，削弱经济竞争力。 
    中国经济应该尊重规律，勇于割除“僵尸企业”，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改变要素配置扭曲的现状，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转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应该将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视为转型的目标以及保增长的手段，更不应该将创新短期化功利化，这是一场世纪大考，需要有马拉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