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时评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央稳增长的政策不断。此外，地方稳增长项目纷纷启动，据统计，目前已有9省发布今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规模超过14万亿元。
    然而，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努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那就是中国的资金产出效率仍在下降。投资是为了产出，但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尽可能让每一分钱创造出尽可能大的价值，是一国增长质量的基本考量。在这方面，增量资本产出率是一个较好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以投资比率，其数值越小，表明投资效率越好，其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
    客观来说，中国经济对传统的货币宽松刺激已经渐渐产生了 “免疫力”。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自2014年年底开始，央行通过降息和降准实施了广泛的货币宽松政策。2015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1．72万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多1．81万亿元。伴随而来的，还有货币供应量的提升。截至2015年年末广义货币 （M2）同比增速13．3％，狭义货币 （M1）同比增速15．2％，均比2014年年底有明显增加。然而，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速为6．9％。据此计算，去年每1元的信贷扩张，为中国的GDP带来了0．27元的增长，创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11年时每1元对应0．59元。有分析数据显示，从2006—201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分别为4．9、6．4、6．8。而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般为2—3之间。这显然是投资效率出了问题。
    造成投资效率“居低不上”的原因很多，比如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活跃度降低，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地方投融资环境显著恶化；地方配套资金的能力跟不上；地方官员的“懒政”现象增加；中央财政资金拨付效率加快，但地方项目上马的节奏缓慢等。但根子还在制度上，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地方财政资金配套问题；二是中央财政资金的利用结构存在问题；三是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过于机械，导致地方政府不愿使用；四是中央财政资金往往是分部门拨付，林业、水利、农业、工业等领域分得很细，必须专款专用，这也导致地方不好使用中央财政资金。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存差与资金产出效率具有较紧密的相关关系。根据中金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这项指标在央行统计分类上属于政府存款的范畴。报告指出，21万亿元的存款比2011年年底增加了10万亿元，增速比名义GDP高10个百分点。2012—2014年每年增加的政府储蓄占GDP的3．2％—3．8％。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浪费。政府储蓄大量增加，而不是将收入更多地用于开支，势必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进入实体经济的支出远低于账面支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中金得出结论，政府财政资金的低效率大幅拖累了经济增长。跟踪研究显示，近年政府部门的银行存款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占M2比重持续上升。机关团体存款占M2的比重，2010年约为5％左右，后来迅速上升，2012年达到13％，2012—2014年则在13％—15％间波动。与此同时，政府和国企的债务也在不断上升。一方面，市场的融资成本高于6％，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存款在银行账户上收益率不到3％，这种“负利差”是没有效率且不可持续的。
    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大量信用扩张、债务增加驱动了更多的货币投放，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资金沉睡在银行，造成了一个臃肿、庞大但低效的资金利用体系。财政类资金的利用放缓，无疑会影响总需求，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拖累作用。同时，新增信贷越来越多地用于偿还债务，而非投入新企业和节能技术。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国需要改变以往将资金投入无效国有企业的做法，但这并不是件易事。
    面对长期积累的问题，根本解决中国资金产出效率低下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不仅表现在企业上，还应该覆盖很多政府之外的事业单位和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