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宇杂谈】

　　提高城镇人口集聚水平是发展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前提，这需要外来人口市民化。　　

　　2016年1月1日起，《居住证暂行条例》将取代原有的暂住证制度。从此，居住在城市的外来人口想要落户城市有了盼头。以农民工为主的2.7亿外来人口，在生产和生活上已基本融入了城市，很多中小城市的入户门槛已经很低了，薄薄的一张户口卡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农村凋敝和城市繁荣，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两个镜像。据《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实地调研，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其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随着城市产业升级和农村生态链的瓦解，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因此，农民工大军浩浩荡荡涌入城市不可阻挡。但是，一张小小的户籍卡，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人为筑起了不可逾越的藩篱。农民工尽管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仅仅是城市“过客”，赚取劳动力青春期在城市的溢价收入。而在他们劳动力青春期结束时，不得不告老还乡。

　　但是，目前2.7亿农民工中间，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占比超过60%，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在骨子里已经适应并向往城市的生活，而农村户籍所在地，则是个遥远且无法回去，也不愿意回去的地方。据吕途对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上万农民工调查，当被问及“在城市呆不下去怎么办”时，选择回老家的只有9%，而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

　　尽管他们在城市吃得差、住得差，没日没夜地辛劳，干着城市生产和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活儿，但由于户籍隔离，无法改变自己过客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张小小的卡片背后，是城市居民才可以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不仅是一个人可以获得的、相对于农村体面很多倍的优质服务，更意味着一个人在陷入困境时有兜底的尊严。

　　对于农民工来说，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他们更渴望获得公共服务，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实现与留守在老家的爱人、父母、小孩在城市团聚；城市生存压力大、乡村已经无法再回去，他们更渴望在自己所居、所贡献的城市获得兜底的尊严；自己无法改变命运，但希望下一代能够获得城市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保，而不再重复自己日夜辛劳却无法改变命运的命运。

　　相比暂住证，居住证制度前进了一大步，但其本质上却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间职能尚需厘清、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尚需时日的尴尬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因此，居住证制度是一个务实但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居住证不是终点，仅仅是一个规划为5年的过渡。目前，即便由上到下推出居住证，但各地能否将居住证明确承载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持证人？公共服务供给能否同步跟上？公共服务享有能否均等化而不致沦为数字政绩？这些都是问号。

　　打破户籍隔离，不是居住证就能改变，但希望它能撬开户籍坚冰一个口子。在后工业化的今天，提高城镇人口集聚水平是发展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前提，这需要外来人口市民化；挖掘内需潜力，实现向消费为主的内需转变，需要占城市常住人口40%的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壮大中产收入人群规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

　　因此，要站在像攻克雾霾这一中国工业发展后遗症、现代化成本的角度，看待另一个工业发展后遗症、现代化成本——户籍隔离下的城乡二元和城市新二元。城市控制人口要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前提，人口流入大城市是城乡溢价比较的结果，挡是挡不住的。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远低于香港、新加坡、东京、首尔，规划和技术让现代城市的承载力空前提高；外来人口有居所、有贡献、有人口红利，市民化成本被高估。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能否将真金白银用在刀刃上（而不是GDP政绩上）、能否有长远眼光。

　　（作者系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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