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曾说，在巴黎，唯一看不见埃菲尔铁塔身影的方法，就是身在铁塔。1983年因《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而声名大噪的孙隆基，大概也就是得益于跳出民族视角看待中国文化。
1945年，孙隆基在重庆出生，四地成为影响他一生学识的关键点：在香港长大；18岁赴台湾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在美国深造并长期定居；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学位的孙隆基，前往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在进修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孙隆基对“文革”之后刚刚恢复秩序的内地社会“有感而发”，对两岸三地的国民性展开了“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自己的这点感触，最后演变成了“为全民而写”。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非法出版物（复印件）的形式在内地风靡一时。中国人认识孙隆基，多从此书开始。
30多年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内地更新再版。此时内地社会已生巨变，此书却仍旧大受欢迎。从11月底12月初，孙隆基在北上广三地的10多场讲座及研讨会，几乎都场场爆满—虽然此次来内地，孙隆基携带的其实是新作《新世界史》。
所以称“新”，孙隆基自称，是在于《新世界史》突破了目前市面上多数世界史以“民族”视角论述的局限。“在全球化意识骎骎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 孙隆基在书中序言中如是写。本次出版的《新世界史》第一卷（共三卷）中，孙隆基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作为全书开端，“用农牧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
在美国生活了34年后，孙隆基定居台湾，任教于中正大学历史系。与诸多港台学者一样，孙隆基注意衣着搭配，举手投足处处儒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戴着一条Burberry的经典格纹围巾，衣裳偶尔哪里皱了，会特意捋一捋。接连几天密集的讲座和采访活动下来，已入古稀的孙隆基略显疲惫，但依稀能见到当年台大“男神”的影子。
中国是世界的“压舱石”
时代周报：《新世界史》一书提到，现在的很多世界史都是用民族的视角写的。这个问题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全世界普遍存在？
孙隆基：世界史上下几千年，有些民族已经没有了，你要站在哪个民族的角度写？所以用民族视角写世界史是不应该的。在西方，如果现在还在讲“民族”的话，有点像极“右派”的观点，很边缘化，比如新纳粹主义。其他国家，像伊朗、土耳其，肯定有民族史观，俄国也可能有。日本的民族主义史观不是也复苏了吗？上世纪70年代，教科书的撰写掌握在日本左派手里，他们当时拼命谴责自己。后来中曾根康弘等人认为这么写有损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要修改教科书。
时代周报：传统世界近代史的重头戏是西方的崛起，你在《新世界史》第一卷序言里提到，这本书“将探讨在西方缔造的世界经济之形成期，中国这个先进的超巨型市场有否扮演了压舱物之角色”，可否简要谈谈你的观点？
孙隆基：马丁雅克说，中国只是近200年暂时下去了，但中国的那套普世价值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将来还会重新冒现。美国现在在全球有1000多个军事基地，中国则不一样，它不走西方全球霸权的路。
现在美国欠中国的债，但在南海问题上屡屡施加压力。这个逻辑听上去很奇怪，一般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可是我借钱给你，你却在我家门前舞刀弄枪。
但是细想，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如果美国不能称霸了，它撤掉海外基地，退回北美，那么它的国债就不值钱。现在的货币叫做债务货币，它不断地印美钞，每一张美钞都是一个借据。中国则一直扮演压舱物角色。要知道，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就会翻掉。
历史上那些曾经称霸的国家，从荷兰到英国，都是用国债，他们的口袋里可能只有10块钱，但是他们能借到100块，然后主要用在军备上。我称这样的国家叫“战争财政国家”。现在我们面临的事有点奇怪，不仅国家，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而且逐渐变成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每个都欠债，有房贷，先住进豪宅再想其他。连一部分养老金也放在投资基金里面，否则存在银行里可能会一直亏下去。
中国不可能学美国。中国曾是全世界最大的田赋国家，田赋国家如果对外不断借债，那等于向自己的百姓宣战。而西方，本来是自由市场，后来由于资本集中和垄断，自由市场就被破坏了。但是，它如果不集中、不垄断，就没办法发动连续的战争。所以，反而是传统中国维持了自由市场。
现在的观点说中国以前重农抑商，因此市场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这个逻辑太简陋。举个例子，某个时代的某个地方粮价下降，政府就会大量收购，到后来缺粮了，商人想抬高粮价，政府就会把收购的粮抛售。当时没有“国有化”这一说，正是因为市场发达，才能利用市场去搞平衡，防止垄断和专利。那个时候的市场，几乎发挥了一种社会主义的作用。中国好像历来就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但这个模式不利的地方在于，它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没办法造成资本集中，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的小经营者，这样一来，怎么去替代全球经济呢？所以只能当压舱物。
时代周报：现在西方也开始讨论“中国崛起”了。
孙隆基：现在都在讨论中国怎么转型。有一种声音是说，中国国力已经过剩，走下去可能会成为战争国家，但这个观点好像违反了中国一直以来的规律。几千年来中国的各种战争，几乎都是国防性质的—当然元朝是个例外。明朝的朱元璋曾列了张单子，上面有二十几个邻国。他说中国是不争之国，永远不要去讨伐那些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在边境挑衅你，就惩罚它，但不要去占有。因为一旦占有，自己的综合国力就先打乱了，田赋就得增加。如果国内不断加税，后果就是造反。中国为什么信爱和平？不是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里有和平因子，而是由国家体系决定的。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总是“上一代拖住下一代”
时代周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到现在已经30年了，你有没有改变当时的一些观点？
孙隆基：我当时是有感而发，没想到写出来后变成“为全民而写”。如果我现在还说对那本书很满意的话，就是没有进步。但是，中国人的成长方式很多时候都是在应验自己，有些东西好像是昨日的，但是人们可能觉得也还是今日的，并没有摆脱，每一代可能都要重演。
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批判美国文化，叫《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这本书本来叫《弑母文化》，因为我认为里面的东西是普世性的，只是在美国表现为一种心态，在中国表现为另外一种。可是在出简体版的时候，出版社一定要在前面加“美国”二字。这本书所讲的，就是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可能在地球另外一边是倒过来的。我对中国人母胎化倾向的批判也包含在里面。这种书中国人不爱看，因为看了之后会发现美国人并没有将妈妈当作是大母神，他们认为母亲是“人”，而且是男性成长的绊脚石。
我以前批判中国人有一个总的趋向，即人与人不断裂，上一代拖住下一代。这个情况在美国来讲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也就是说，美国人的人权不只在法庭上争取，在家里也会争。基督教文化里，子女是神暂时给父母托管的，并不是父母的个人财产，但中国的父母却变成了神。一代侵蚀另外一代，下一代的权利被上一代剥夺，整个人格停留在幼稚阶段。当然现在社会已经走向现代化，可能有些家庭的情况改变了一些。
时代周报：有关“人与人不断裂”，从性别角度看，你的书里也提到，中国人有将男女性别暧昧化的倾向。
孙隆基：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大部分男性看起来都像同性恋。中国男女的性别特质没有那么两极分化，比如祝英台反串成男性，但在昆曲舞台上，梁山伯、祝英台两个人都是女演员来演的。中国的两性不是那种两极对立、很尖锐的分化。
在中国，我们最多是说一个人有同性恋的癖好，但在美国，同性恋就变成了“认同”，而且要用性取向作为招牌搞“认同政治”，比如竞选总统、议员，或者申请研究经费。甚至有时候，你的论文不写妇女、同性恋这些议题，就申请不到经费。很多在美国写论文的中国人可能就因此而申请不到经费，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一定要认同这个东西。中国人可能有民族认同或者性别认同，但是现在，认同变成了很多碎片。不过，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将同性恋上升为“认同政治”，但将来也有可能会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