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合著的《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与二战后历次危机不同，是二战后首次出现的全球性收缩。经过2010年全球经济短暂回暖，尤其是去年以来，世界经济迅速恶化并逐步滑向全面通缩，国际合作变得愈发困难，外溢效应之下社会动荡加剧。整体看，尽管当前基础条件和可能触发后果的灾难程度或有差异，但考虑到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难题，需求回落而供给过剩，加上多国政策民族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重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悲剧并非天方夜谭。

　　危机第一步，是货币中心国实施政策紧缩，全球通缩压力加大。1920年代美国早已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当时全球货币中心国仍是英国，英国的银行券与黄金等价，被全球普遍接受用于支付结算。经过一战期间财政赤字和货币膨胀，存量货币与黄金储备之间的比例大幅提高，但英国政府不顾时过境迁条件变化，于1925年宣布以一战前平价关系恢复英镑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此举相当于给全球经济套上了一件紧身衣，促使其不断滑向紧缩深渊，192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走过顶点，不过股市经过短暂调整后延续了上涨态势。至美国1929年股市发生急剧转折，全球通缩压力骤然增加，其中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此后连续5年下降，累积降幅超过20%。

　　不无巧合，经过六年量化宽松以后，2014年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尽管物价低迷，美联储仍勉力引导和开启加息周期。目前看，美联储在12月实施危机后首次加息概率极大。货币中心国政策紧缩以乘数放大效应向其他地区扩散，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通缩压力快速增加，中国PPI连续3年多负增长，尤以去年下半年以来降幅扩大为甚。不要忘记，此前全球债务连续7年膨胀，如果不能扭转当前不断强化的通缩预期，最终形成“通缩-债务”循环并非危言耸听。该循环外加美元升值，使得非美货币均面临强大的贬值动能，通过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来缓解通缩压力成为最后无奈的选择。自2014年年中以来，作为重要储备的欧元和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均高达20%左右，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更大。

　　危机第二步，是全球贸易碎片化和资本管制，收缩全球贸易分工链条。在需求收缩背景下，货币贬值和通缩导致全球贸易走向无序竞争，进而演化为各国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限制进口。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商品关税。1932年，英联邦成员国在渥太华达成协定，实施成员内低关税和成员外高关税，即“帝国特惠制”。除此以外，德国、日本也成立各自的贸易区。贸易碎片化大幅收缩了全球分工链条，1929-1933年，全球贸易额下降三分之二。同时，因黄金流失严重，英国暂停了英镑的黄金兑换，各国在英国积累的英镑外汇头寸仅能用于结算，全球资本流动速度急剧下降。正如国内货币流通速度放缓将降低产出水平，资本管制也降低了全球产出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争端增多，但整体影响尚在可控范围。直至TPP协议达成，各国才逐步意识到贸易碎片化的危险。不可否认，TPP协议关于产权保护等内容有合理之处，但很多条款把握拿捏显然有很大的弹性尺度，此类非市场化手段将阻隔全球贸易发展。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经历将近4年的低速增长，贸易额增速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为二战后首次出现。如果未来以TPP为代表的各类排他性贸易区大量涌现，非市场化手段过分使用，全球贸易前景显然更加不容乐观。此外，美元短缺引发全球资本流动信心受损，流向变动频繁，各类资本管制措施随之增多，并进一步损害全球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

　　危机第三步，是社会动荡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经济持续低迷和高失业无疑是社会动荡的主要诱因，1930年代大萧条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上台和二战爆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二战后全球经贸合作着眼于构建开放式多边贸易体系，抵制各种双边或者区域化贸易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重要着眼点，是给予各国通过扩张性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的外部条件，避免通缩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失业，对此两位设计师——凯恩斯和怀特在认识上出奇地一致。二战后，削弱“帝国特惠制”影响也成为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主要目标。1960年代末期，全球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多数经济体坚持延续扩张性政策，即使最终甩开了金本位制也在所不惜。

　　当前经济下行导致各国利益协调愈加困难，尤其在资源国出口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以2011年上半年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开始，到后来的乌克兰危机，乃至近期利比亚难民潮，都与油价下跌导致上述地区经济低迷有直接关联。麻烦在于，目前尚看不到新的增长动力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如果经济进一步下行，社会动荡的“熔浆”无疑将越积越多。

　　当然，相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当前已无金属货币的束缚，各国政府有更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应对“大紧缩”，本次危机中经济收缩程度肯定低于大萧条时期。同时，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也并非铁板一块，8月份人民币贬值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已在短期内动摇其加息进程。但是，我们仍不能对本次危机的长期性、复杂性掉以轻心，因为不断强化的通缩预期，正成为强化经济下行趋势的原因。最初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时，大家从资源“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角度分析各国损益，但至少从目前看，没有谁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中绝对受益：资源净出口受损自不待言，净进口国也因企业预期价格下降而持续去库存，同时海外需求下降，最终本国生产回落而非改善。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各国抛弃狭隘的利益本位主义，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如果不能正视危机的原因，各国在贸易区域化、碎片化及资本管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全球经济的多重均衡推向负和博弈的危险境地。

　　（作者系农行战略规划部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