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亮点的时间段里，宏观经济的表现往往非常平淡，亮点的出现才能掀起一些波澜。好的方面，如果政府推行了振奋人心的政策，这将刺激经济走高；坏的方面，如果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政府选择适时推行救市措施，经济在经历低迷之后将绝地反弹。实际上，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必然将对其未来的发展有利。

　　如果不发生地震，汶川、雅安、玉树等这些地方，我这一生也未必会知道，之所以对此牢记，是因为地震令数万同胞们遇难而感心痛。而正是因为发生了地震，上述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支持，如今，汶川已经建立了大型新住宅区、工业产业园区、生活服务商业区，灾区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数据显示，2006年汶川县地区生产总值为25亿元，2007年为28.77亿元，2008为13.69亿元，2009年为23.64亿元，2010年为33.6亿元超过了2007年水平。其中，2014年为54.99亿元，相比2008年年均增长超过25%。汶川震后3年重建过程中，汶川平均每天有1所医疗机构、3所学校、1700多套住房建成。5年间，汶川县地方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8.2%，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5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17%和23.7%。可见灾后重建工作，令汶川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但并非所有的地震都会为当地带来好处，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发生了8.1级的强烈地震，是21世纪以来发生在国内最强的地震，由于位置较为偏僻且未发生人员伤亡。也正是因为如此，昆仑山大地震几乎无人关注，也没有政府重视，也不存在灾后重建。

　　在2015年8月份的天津爆炸之后，国家对天津发展的重视程度加大，一方面积极开展善后处理、重建工作以安抚民心，为灾后重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帮助滨海新区未来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当地官员、党员的思想道德作风建设，除掉了一批腐败蛀虫，廉洁了政府管理队伍。

　　2015年10月31日的俄航坠机发生后，被IS作为心理攻击的方式，IS的埃及分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击落了这架客机，通过此灾难达到政治目的暴露了IS极端主义的面目。尽管俄罗斯和埃及官方都否认IS击落客机坠机，但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打击IS军事行动上大国各自为政所隐藏的安全隐患，同时也让国际联合反恐更加迫切。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看出，恐怖袭击是全人类的灾难，全球各个国家只有齐心协力打击反恐，仅靠一个国家是无力应对这种威胁的。

　　可见，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可以看见政府会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支持力度，会深究出现天灾人祸的原因。我们常常可以从各类新闻报导上发现，灾后重建工作能够帮助已经崩溃的灾区在数年后呈现出更好的面貌，只不过这种增长是建立在人道之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不是经济规律本身。

　　实际上，这些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和凯恩斯所描述的“挖坑”几乎一致。凯恩斯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提到了这一点——“在地上挖窟窿”，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还可以增加有用之物以及有用之劳役，换句话说，增加真实国民所得。

　　凯恩斯的意思是这样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系啊，雇上几百人挖坑，挖好坑之后再把坑填上，这样一挖一填就创造出就业机会。雇人挖坑时，就需要有挖坑的工具，人数越多需求就越多，这个时候生产工具的工厂就能够接到订单，原材料采集、加工、生产的工厂就有活干了。挖坑的时候需要解决工人们的食宿问题，这样又能刺激到一些行业，而工人拿到工资之后又会消费，这样整个生产、消费网络就齐全了。 

　　同理，在天灾人祸之后，政府和有责任感的各界人士都会大力支持灾区的重建工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能够帮助灾区快速重生，从而变得比此前更加繁荣。但通过比什么都要珍重的生命换来的这种繁荣，我们希望越少越好。

　　实际上，凯恩斯也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说道，“不过，假使我们已经知道决定有效需求之各种因素，则在一合理社会中，便不应当再固步自封，继续依赖这种偶然的常常很浪费的补救办法”，可见他也不希望依赖这种方式进行发展。

　　重大事故实际上是对实体经济的重大冲击，所谓的政策、刺激、就业机会都是建立在庞大的机会成本上，灾后重建的经济复苏、快速增长并不值得我们炫耀。需要注意的是，大量资金、政策、人力向灾区的倾斜，将使其他地区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减少而拖累发展，导致整体发展的失衡。我们要做的是，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进行发展，创造更好的实体产业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