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政策研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2年获环境地质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八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家等。
在世界银行、欧盟、香港中文大学、墨西哥大学等作过主题报告,参加达沃斯资源论坛、WTO气候变化论坛、韩国绿色论坛(总统绿色发展委员会邀请)及博鳌论坛。
出版了《循环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专著八部。获中国发展奖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城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是一个多维度、非线性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空间上城镇建设在东南西北中,同一个城市也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态。因此,研究绿色城镇化,可以有不同视角,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也可以是社会科学的,更需要哲学的高度。绿色城镇化要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
一、城镇化中的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1.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城市化水平接近55%,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居民群众对生活环境有了更多诉求,而城市环境却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形势。
一是大气污染严重。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最初属于煤烟型,现在变成混合型,PM2.5、臭氧等新型污染接踵而至。2013—2014年春季,部分城市和东部区域雾霾天频发,污染物浓度高、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不仅影响居民正常出行、高速公路通行和飞机起飞,也加重儿童老人呼吸道疾病,影响居民健康。当然,部分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北京的“APEC蓝”、“阅兵蓝”就是例证。二是水体发黑发臭。我国早期污染的城市河道有:本溪的太子河、徐州的奎河、上海的苏州河等,经过多年的治理这些河流的污染程度明显减轻,一些河流已见鱼翔浅底。另一方面,一些城市河道水体污染仍然严重,水体发蓝发臭,漂浮着垃圾,泛着黑色泡沫,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甚至危及居民用水安全。解决河道水体黑臭因而成为国务院出台的“水十条”中的重点任务之一。
三是“垃圾围城”问题突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镇子,在城市周边总能看到堆满垃圾无处下脚的地方:“垃圾围城”的形象说法应运而生。以北京市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三环外的垃圾堆约五六百个,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六环外数以千计的垃圾堆组成了“七环”。垃圾减量化在净菜进城等方面取得进展,垃圾资源化利用面临分类难题,而垃圾焚烧虽是国外的主要处理办法,却成为我国一些城市“邻避运动”的由头。
四是土壤污染严重。城市工业区污染企业搬迁、采矿区残渣不合理堆放等引发的土壤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由于污染的滞后性加上污染监测的困难,场地污染问题在我国受到的关注较少。2004年北京修地铁5号线时曾出现熏死施工人员事件,土壤污染治理因而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即将出台的“土十条”将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做出全面安排。
城市环境污染的演变是:传统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尚未完全解决,PM2.5、臭氧等污染接踵而至;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居高不下,消费升级带来的新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欠账未还,又不能欠新账,是环境质量改善与市民预期差别大的原因。我国城市化中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围城等问题,反映大自然向粗放的发展方式亮起了红灯。
2.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源
认识不足。我国一些城市领导对环境保护认识不足,重视城市规划建设,而对环境污染防治重视不够;以“GDP论英雄”,不仅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并为其进入园区大开“绿灯”,对违法排污行为“视而不见”;一些地方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向公共水体或临近河道任意排放产业和生活污水。改变GDP导向这根“指挥棒”,是改变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状况的必然选择。
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大量的建筑物、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消耗资源和能源、排放污染物。没有资源能源的消耗、没有钢铁、水泥等工业的发展,高楼大厦、铁路航空、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是 “无米之炊”。换句话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也是资源消耗多、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阶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土木工程”阶段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有着阶段性特征。
技术和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也不可否认,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带来的扬尘、噪声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一阵风吹来建筑工地尘土飞扬;旧建筑物拆除不采取防尘措施,运土卡车拖着“墨斗鱼”式的尾气,边走边撒尘土;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填埋,不仅占用土地,还留下土地再开发的隐患。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更加重了城市大气、水环境的污染。
管理多头。与城市环境保护有关的直接管理部门有:市政管委、环保局、环卫局、园林局、水利局、绿化委员会等,间接管理部门有:燃气、供暖等。听到一位在市政管委工作多年的专家说过:北京地面塌了一个洞,涉及23个相关管理部门。由于管理部门多头,道路挖了铺、铺了挖,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链马路”。这种做法不仅直接浪费资源,也间接增加了环境保护压力。
公众参与。公众是推动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推动环境标准的出台和修订。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说明公众还没有起到了解、监督环境污染的应有作用。公众素质和行为有待提高,游人乱扔饮料瓶、包装物等,家庭垃圾分类推行多年仍是混装。从长期看,公众不仅公平享有环境权益,也需从自身做起,为城市环境质量改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当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绿水青山尽收眼底;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城市化到一定水平,即到达某个临界点或“拐点”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的变化可以印证这一变化规律。
3.加强污染治理,创造一个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
空气清新、碧水蓝天是城乡居民的新诉求。宜居的环境不仅需要保护、修复,更要从源头加以避免。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过程中,我们不能再靠拼资源拼环境粗放发展,必须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的发展道路。否则,人们生活富裕了,却生活在肮脏的空气里,喝不到干净水,吃不上安全食品,就会与发展本意相悖。
应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防治,解决雾霾多发问题。推进生态城市、生态社区建设。大力推进能源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安全和可持续利用;研发和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加快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建设,投资建设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型设施,包括新一代高速互联网、第四代移动通讯基础设施、智能电网、充电站等,以便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占一席之地。
利用市场机制,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环境效益。发展环保产业,并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与污染物减排相结合,考虑区域上的整体性,时间上的持续性,技术上的跨越性。加强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的有机联系。如脱硫是环保产业,而脱硫石膏利用是循环经济;又如水处理是环保产业,而污水处理厂的淤泥利用是循环经济。从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入手,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减量和过程控制,从行政为主向法律的、市场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有机结合转变,走上一条环境代价小、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好、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
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效率。一是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技术含量,将新的科学知识应用于建设实践;二是开发新材料以代替耗竭性自然资源和有毒物的使用;三是重视适用技术的集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效率;四是推进绿色城市化,把满足人的需求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创造一个天蓝地绿的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