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开启国有企业发展的新篇章。在该意见出台前后，社会上就掀起了关于国企改革的热议，一批国企改革概念股也在资本市场活跃起来，它们为疲软的市场带来一抹亮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在设定本轮国企改革主要目标时指出：“到2020年……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从措辞上看，国企改革中对优秀企业家的倚重被提到更高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就说过：“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本轮国企改革中，提振企业家精神无疑将成为一个重要抓手，造就一批让基业长青的企业家与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一样重要。

　　一些卓越的跨国企业在创办时或发展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各种困难，甚至企业面临破产，但由于出现了卓越的企业家，进而带领企业摆脱困局，走向成熟和成功。日本的稻盛和夫先后创办两家企业，并在有生之年里让它们进入“世界500强”，这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案例。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曾经被自己创办的企业抛弃，但他历经磨炼和反省后又重回陷入困境的苹果公司，最终将它推向全球的顶级企业。

　　中国不好说已经有了自己的“稻盛和夫”、“乔布斯”，但也涌现了为数不少的卓越企业家，包括但不限于华为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联想公司的创办人柳传志等，在互联网经济兴盛的时代，还有马云、刘强东、雷军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续领风骚。平心而论，这些企业家更多是民营企业家，尽管国企管理者中不乏行业精英，但长期以来，国企领域却较少涌现出市场意义上优秀的企业家。

　　这种反差并不是中国缺乏潜在的优秀企业家，更多可能是国企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不少国有企业除了承担企业经营的市场使命外，更需要承担来自行政体系的行政使命。有时候，一些优秀的国企管理者不得不在两端跳跃，徒耗精力。所幸的是，《指导意见》将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如果是公益类国企，后一种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但对于商业类国企而言，需要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打拼，其所承担的市场使命无疑要更为突出。

　　习近平此前在东北调研国企改革时就指出，推动国企改革须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而改革亦须符合国情并遵循市场规律。正因如此，在《指导意见》“提出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我们相信，用市场化的方式能更好地发掘和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培养国企中的企业家精神，进而提升国企竞争力。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依靠市场化薪水就能培育出企业家精神，国企改革需要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机制，包括了薪酬水平和企业业绩相挂钩的机制，也包括了企业管理人员合理流动的机制等，还要厘清、理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关系。我们相信，若干年后，当国有企业中涌现出一批兼具市场意识和政治责任的优秀乃至卓越的企业家，他们身上散发着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也会同时站在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