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季度的宏观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短期企稳迹象开始显现，但从中期角度和深层次机制来看，其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依然较为严峻，短期稳增长的成功难以掩盖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

　　因此，中国经济在短期趋稳难以改变中期艰难的机理，而中期艰难并非意味着持续的下滑。相反，中期的艰难必将孕育出远期中高速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气象。但这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构。

　　1、要不断深化对于“新常态”内涵的理解，重构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一是要避免凯恩斯主义在短期需求管理的过度能动主义，在长期政策上的消极主义；二是要克服传统结构主义在短期需求管理上的无为主义，在长期定位上的理想主义；三是要充分吸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创新，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不能将新常态沦为新的教条和庸政懒政的借口，避免在趋势面前过度悲观、在世界经济大周期面前过分能动、在大改革面前过于理想。

　　第一、要充分重视“萨伊定律的逆否命题”在当今中国的指导意义，高度重视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关注目前持续性需求不足现象的出现及其应当措施（不仅要关注失速的问题，也要关注一般持续性的需求不足）。

　　第二、要重视费雪“通货紧缩-债务效应”理论、Rogoff　的“超级债务周期理论”、Sum-mers的“长期停滞理论”与现代“去杠杆”、“去泡沫”理论的最新发展，高度重视“去杠杆”、“减债务”过程中紧缩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货币适度的宽松是解决金融结构性问题和总量性问题的必要条件，实际利率水平的下调甚至局部泡沫的出现都可能是宏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第三、“世界技术周期理论”、“贸易超调理论”、“投资超调理论”的最新发展，从世界经济大周期和新规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新常态”。

　　2、高度重视大改革、大调整以及新常态时期所带来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一方面要在中期采取促进改革，重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来提高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效率，但另一方面还必须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工具，适度采取非常规宏观经济政策和过渡性政策安排。

　　第一、针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有效落实的现状，政府应当在积极推行财税体系改革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过渡机制，缓解经济下滑和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的问题，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1）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利用国债发行规模的提高来增加政府支出能力，突破2015年由于名义GDP增速下滑带来的财政困境。考虑到地方债市场容量的狭小和制度的不完全，建议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核心渠道是提高中央的财政赤字率，不宜过度提高地方债的规模。

　　2）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增速崩塌的问题，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

　　3）在进一步扩大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

　　4）投融资平台的过渡措施应当明确其期限，同时，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绑架银行和民营经济强制性发行地方债券和实施PPP项目。

　　5）快速启动过渡期的财政支出新措施，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难的问题，要在“堵歪门”的同时，快速出台适应新时代“开正门”的各项措施。

　　6）考虑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周期，对于地方结余和滞留的财政资金不宜采取简单回收的办法，激励地方政府在合法范围内加大留存资金的支出力度。

　　7）债务置换从宏观去杠杆的角度来看具有战略合理性，但不能把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处理的方法简单化，可以考虑传统的资产剥离清算的办法。

　　第二、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

　　1）要摈弃传统货币政策规则中关于潜在增长速度的理念，货币政策在大转型期间需要更为积极的哲学理念。

　　2）由于大改革与大转型期间的波动源具有多元性和叠加性，因此，货币政策工具必须多元化，常规政策工具难以应对目前的格局。

　　3）货币政策应当明确盯住名义GDP增速，不能简单盯住实际GDP增速、CPI和就业，认为在中国当前经济结构和统计体系中，传统的这些指标已经不能科学反应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

　　4）资产价格的盯住在后危机去杠杆时代是货币当局的主要任务，当前股票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变异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

　　5）强化货币投放、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投放之间的关系，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互配合，建议持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监管强化”的组合，以保证实体经济面临的货币条件指数的相对稳定。

　　6）由于需求不足问题已经强烈显化，货币政策不宜保持以往模糊的稳健定位，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宽松定位，但宽松货币的实施模式应当有别于传统模式，原则上坚持“项目挖渠、财政先导，货币放水”。

　　7）在改革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注重加强预期管理，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包括汇率调整、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的调整应当更加明确其偏宽松的内涵，不宜过分含糊其辞，在货币政策定位上玩文字游戏。当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声明有利于提振信心和引导预期。

　　8）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应当采取配合的姿态，而不宜主导目前稳增长的政策诉求。除非CPI和GDP增速进一步全面回落，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或中国QE不能出台，但展开中国版QE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3、“双引擎”战略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对症药方，应当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我们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失败的教训，不能把中国战略转化了各级部门短期的行政运动，更不能通过国家补贴等模式形成新的寻租活动。

　　第一、要尊重创新创业的规律，不能运动式地进行政府扶持；

　　第二、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来甄别创新中的风险，避免一次性的行政性补贴；

　　第三、要建立各种创业创新的社会安全网，为创新创业的失败者打造软着陆的缓冲垫，以避免运动式创新创业之后所出现的倒闭潮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冲击。

　　4、应当对一些时点上的风险强化监控、强化政策预案和措施储备。

　　第一、监控中国金融风险蔓延的情况，“天威债”、“股市大波动”信号十分明显，非预期的局部风险激化可能在未来一年内常态化。

　　第二、9月份或年底美国加息是否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新兴经济体的“二次触底”。这将严重影响中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时点和贸易政策选择。

　　第三、4季度房地产市场是否在分化运行中出现“冰火两重天”，并带来新的风险。

　　第四、对于明年1季度各类先行参数的监控，以防止中国经济在2016年初期出现过度非预期性的下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