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钩沉】

　　对恶政的清洗，如同擦洗一块踩在地板上的口香糖，他自己嚼完舒服了，殊不知清洁工要擦一百多年。　

　　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继承乃父遗风，大搞移民政策。其心理应与朱元璋有相同之处，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还有复仇心理。朱棣以藩王身份推翻侄子，自己当皇帝，一度被理解为篡位，民间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在双方征伐的过程中，南方富户肯定对建文帝朱允炆有所支持。将其全盘端走，可谓斩草除根。

　　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作为陪都留存下来。政治上被边缘化，经济上也被不断抽血。朱棣首先从南京“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两万多户能工巧匠搬到北京。后又下令选应天、浙江富豪三千户，充实到北京宛平、大兴两县做厢长。“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的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明代在乡称里，在城称厢，厢长相当于里长。让这些富豪搬到京郊帮着地方官管理地方，同时还免除差役，看起来还是比较优待的。但对于安土重迁，被迫北上的富户们来说，再多的优待也弥补不了他们心灵的创伤与现实的落差。

　　祖先的坟墓还在故乡，想家是一定的了；大老远搬出来，被本地人时不时欺负一下也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经济上需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能不能创业成功，继续维持富裕家境，只能听天由命。明史中说他们“供给日久，贫乏逃窜”。事实证明很不乐观。时间长了，他们坐吃山空，由富变贫，社会地位降低，经济困窘，只好跑路。有的回原籍，有的干脆另选地方，只要官府找不着抓不到就好。

　　但你是跑了，富户充填京城的政策不能改。官府下令，凡有跑路的，“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从你老家选取其他富户来填补。其实哪里有那么多富户，经过第一轮筛选迁移之后，剩下的按成分划分也就是一些中农。那就矮子里头拔大个，谁家财富多于其他人谁就倒霉，反正窟窿得填上。这就相当于连坐。老家剩下的“富户”不愿意来，只好检举揭发逃窜之人。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宣德六年，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宗朱瞻基明文规定，富户已迁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者躲避他处者，发配口外充军。《明律》充军条例多至二百三十条，发边充军分为附近（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以外）、极边烟瘴（四千里为限），且“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此时，距离朱棣死去不过六七年，宣宗对其政策有一定延续性。

　　尽管措施严厉，但富户逃亡事件似乎没有停止。到了五十多年后的弘治朝，朝廷终于变得开明起来，宣布免除在逃富户的罪行，不必再押解到京，每户每年只需交纳三两银子，补贴宛平、大兴两县的现任厢长。你不愿意当厢长就算了，掏钱免灾。此时，最初逃亡的那些富户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垂垂老矣，抓回来意义不大。朝廷此政策符合实际情况。嘉靖二十九年，离永乐迁富户已经一百多年，皇帝下诏说，从原先收取富户的银子中拿出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两县厢长代役。逃亡富户查实者每年减少一两银子，只交二两就行了。其实这是针对逃亡者的子孙说的，最初的逃亡者哪还有活着的？

　　明史中说：“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老祖宗朱元璋路线正确，亦本好意，都怪底下人和后代落实不好，才成为恶政。一套“上梁不歪下梁歪”的典型说法。而我们看到的是，对恶政的清洗，如同擦洗一块踩在地板上的口香糖，他自己嚼完舒服了，殊不知清洁工要擦啊擦，擦一百多年。

　　恶心。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