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增速不如以前，财政收入形势日趋紧张，财政刚性支出却依旧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财政“新常态”的一个突出表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财政新的定位，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是财政新常态的集中体现。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所发生的变化，都会在财政运行中反映出来。经济形势直接影响国家可支配财力，直接决定财政政策的选择。2015年，中国选择“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由当前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现实中就应该表现为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与减收（包括税收、行政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各种政府收入）政策，以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的实现。

　　当前，财政政策的落实遇到挑战。财政支出刚性，决定了削减财政支出的困难。财政支出削减空间极其有限，但支出增长压力还在增加。

　　各界热议的“三公”支出削减对缓解财力紧张来说杯水车薪，财政拨款“三公”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偏小。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财政支出压力也相当大，养老金并轨所需的巨额财政资金有相当部分可通过名义账户制来解决，但财政支出压力并不会因为名义账户制的技术处理而减少。让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得与人力资本基本相称的工资收入，意味着财政的工资支出的巨大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政府“越位”项目支出当砍就必须砍，部分支出项目虽然仍需存在，但支出需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随着“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目标的确立，财政支出决策的约束机制正在形成，已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财政新常态的表现之一。

　　财政支出将更多地体现国家治理目标要求上。每一笔财政支出，都应该与国家治理目标相联系，都应体现公共政策目标。财政支出的政策导向将越来越强，而且公共政策评价体系在逐步建立起来。无论是政府内部的评价，还是第三方评价，都会对未来财政支出产生直接的影响。

　　当前财政支出中的一些难题，也有望在新常态下得到解决。财政支出进度是多年来财政运行中遇到的难题之一，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资金趴在国库账上，这是一种浪费。

　　我们更应该思考支出进度不利背后的原因。仅仅是预算也编制不合理吗？预算编制不合理是表象，需要更进一步分析为了不能支出以及无法支出却要将项目列入预算的深层原因。

　　部门在预算资金分配中总是要为自己多争取，但是在实际支出中可能遇到财务管理制度障碍。以劳务支出为例，许多项目的执行更需要的是劳务支出，但现行财务制度限制了实际劳务支出。在过去，这类问题很可能是各部门通过“灵活”处理来解决的。但是，随着监管不断加强，没有人再愿意为这种“灵活”行为负责，这也是财政新常态的一种。

　　中国实行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旧预算法下，地方政府直接举债需国务院特别规定，但是各地借助国有企业，建立各种融资平台，形成了巨额地方政府性债务。当前，新预算法赋予省级政府有限的发债权，“开前门、堵后门”，让地方政府发债在制度内进行，也是一种财政新常态。

　　地方政府绕道违规发行地方债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是，地方债限额的界定将是一大难题。多了，地方财政风险就可能增加；少了，地方公共服务所需资金就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

　　政府取得收入，过去通过行政法规或者其他非法律手段，就可以轻易办到。随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政府再也不能随意增加税收，甚至连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征税的取得，也有了更多约束。财政收入的取得，必须回归到法治轨道上来。税收法定、财政收入法定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财政收入的取得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约束，将是财政的一种新常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财政活动不仅要考虑本国因素，还不能回避影响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的成立，意味着财政的国际化进程在加快，而这势必成为财政新常态。相应地，全球化背景下选择财政政策也将是财政的一种新常态。

　　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中国财政制度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财政收入的取得，将更多地直接来自于个人和家庭，而来自于企业的份额将逐步下降。财政支出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保支出将稳步提升，而直接以各种名义“奖励”或“补助”企业的支出将逐步减少。

　　国库管理效率将进一步提高，财政存量资金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财政管理制度将更加规范化，也将更加接地气。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向，将直接影响财政制度的选择。

　　此外，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改革，也会直接影响财政制度的选择。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复杂，也会要求更高水平更具有专业水准的财政管理。只有新财政制度的真正到位之后，财政新常态才会真正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