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政府参与经济事务。政府全面参与市场有好有坏，好处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动用各种资源推动改革和投资建设；但坏处也很明显，政府之手参与市场过多，不利市场化改革，与民争利，同时易生腐败。不管怎么说，经济政府是中国改革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不过现在这一篇要翻过去了。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个内涵极深的战略概念，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经济指标概念，还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它既是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认可，还要求中国的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适应新的变化。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今后在新常态之下，地方政府做事恐怕要显著增强“边界感”。

　　所谓“边界感”，就是要知道做事有边界，并且把握其中的分寸。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应该多做，有些事情应该少做或者不做。那么，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呢？在我们看来，核心就是市场化改革。本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大力推动多项改革，其核心就是市场化。国务院近两年来不断搞简政放权，多批次废除过时、无用的政策和审批，有人评价市场化改革的效果不彰，我们倒不这么认为。市场化改革也需要时间，前两年是酝酿期和预热期，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进入加速期和落实期，对政府的约束和调整压力将会明显加大。

　　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今后将面临如下方面的转变。

　　第一，行政化要淡化。过去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行政化强是普遍特点，一切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这一招过去也许灵，但今后就不灵了。“去行政化”在今后将越来越普遍。以《陕西西咸新区条例》出台为例，在初稿中提出要完善西咸新区人大、政协制度，并赋予西咸新区司法、行政托管等诸多权限，但这些内容在二稿中均被删去。对文件内容的改变，陕西省政府法制办人士称，一是因为西咸新区并非一级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拥有很多一级政府才拥有的权利；第二，立法也是一个利益平衡和博弈的过程。从此例可以看到，今后地方发展，行政化要显著淡化，政府之手要缩回。

　　第二，市场化要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中国要向改革要红利，不搞市场化完全没有出路。就地方而言，市场化要搞好，与政府转型和调整有很大关系。政府不仅要缩手退出市场，还要为市场化改革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今后地方经济发展得好与坏，与地方的市场化环境有直接关系。而如何建设市场化环境，也是让地方政府深感困惑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是重要前提，不能认为市场化环境建设短期难见效，就不去尝试和推动。

　　第三，开发区的作用可能会弱化。各类开发区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武器”，不过，随着开发区建设趋于饱和，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将会遇到瓶颈，增长后劲将会降低。尤其是在中央取消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各类以税收和土地成本为卖点的开发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武功”。随着开发区模式的常态化，地方政府普遍面临在新常态下如何找到新发展平台的问题。盘活现有的开发区，整合好开发区平台上的各种资源，推动开发区内的企业和产业融合共生，将是开发区下一步精细化发展的方向。

　　第四，公平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将显著提升。过去地方发展走的是竞争性优惠政策的路子，各地方比的是土地优惠、财政优惠、税收优惠等各种“硬优惠”政策，但这种做法在今后行不通了。在国务院于2014年12月出台62号文之后，各地方所挖的“税收洼地”都必须填平，各地受到的冲击很明显。在我们看来，地方政府今后必须调整思路，重新看待地方投资环境，今后公平的区域市场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将会突出。

　　总之，新常态意味着新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今后要淡化行政区划边界感，但要增强做事的“边界感”，清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要大为，什么小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