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币，南京国民政府有两个壮举，一是“废两改元”，一举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的银两制度，也终结了自清末以来银两与银元长期并存之局；而是彻底废除银本位，实行法币政策，从而摆脱了自明清以来国家货币流通受制于国际白银供应的尴尬之局。
虽然央地之间依然貌合神离，但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表面上统一了全国政令，并初步整顿了财政税收，设立了国家中央银行，从而为货币整顿奠定了基础。
1933年3月，为准备实施废两改元政策，财政部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合组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并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在其组织大纲中规定该委员会设委员7人，中国交通两银行各指定2人，中央银行则为3人，并于此三人中推定一人为主席。此举被业界视为旨在突出中央银行在实行银两与银元兑换管理以保持货币供应平衡方面的特殊作用。但由于不能垄断通货发行权，也不能集中管理银行准备金，当时的中央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同年7月，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期间，分别身为白银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中、美、印等9国签订《白银协定》，承诺未定世界银价的责任。刚刚完成废两改元的中国，从巩固自身银本位和金融市场出发，自然极力主张稳定世界市场银价。与会的中国代表宋子文宣布中国作为《白银协定》的签字国，将承担协定中对中国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政府在四年之内不将熔毁银币所得之生银在市场出售。
然而，《白银协定》签订不到一年，美国政府迫于产银州的压力，以及出于摆脱金本位“束缚”实行通货膨胀的考量，于1934年6月颁布《白银法案》，宣布美国实行金银复本位，规定在货币准备金中，将白银储备的比例提高到1/4的水平。为此，美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收购白银13亿美元。
美国此举推高了全球银价，导致大量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1934年7月至10月，中国输出的白银总额为2.07亿元，大大超出1933年1.41亿元的全年总额。为了摆脱白银大量外流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采取征收白银出口税等举措，但面临不断走高的全球银价，终究难以力挽狂澜，而且由于人们担心政府会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手段，资本外逃反呈加速之势。
到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度暴涨26.7%。仅据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统计，当年1月份存银2.75亿元，12月份存银只余0.54亿元，净减少2.2亿元。如果考虑到整个上海及全国各银行的白银流失数字，以及日本人作为经济战的一部分在华北各地大量走私出口的白银，中国白银外流量无疑达到惊人的数字。
大量白银的外流，立刻在上海市面造成震撼，市民纷纷取款，而由于上海金融界各银行之间互相存款，所以挤兑风潮不断蔓延开去。由此导致的银根抽紧，又令不少工厂倒闭，失业大增。此外白银大量外流还导致入超加剧，出口困难，农产品价格出现下跌，农村经济破产景象也开始蔓延。
1934-1935年间的白银风潮，充分暴露了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两个重大弊端。首先中国虽实行银本位，但并不是产银国，又没有实行外汇管制，因为国际市场上银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国内市场的波动。其次，由于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通货发行权分散，准备金不能集中管理，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银本位守不住了。当时的中国政府打算放弃银本位，转而实施外币汇兑本位。实施汇兑本位的关键一是取得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二是能够维系本币与外币间汇率的稳定。这两者都离不开当时世界上主要经济强国尤其英美两国的支持。俗话说弱国无外交，经济外交也是如此。由于英美两国当时对正在走向军国化的日本都颇感忌惮，一度几乎令中国的法币改革夭折。后来多亏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折冲樽俎，左右逢源，充分利用英美日三国间的嫌隙妥为谋划，才令法币改革涉险过关。
1934年9月，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要求美国政府以购买中国白银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美元外汇储备。面对此一要求，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意见不一。美国国务院希望财政部改变白银政策，而财政部坚持继续白银政策，提出用美元贷款方式协助中国度过难关。而国务院反对财政部的建议，担心如此一来会激怒日本政府。此前在1934年4月，日方曾发表所谓的天羽声明，反对西方列强“插手”中国事务。
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时，英国人的出场帮了中国的大忙。英国方面一开始提出以英美法日四国联合贷款的方式来帮助中国应对货币危机，条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和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白银政策的分歧，四国联合贷款方案胎死腹中。
不过，英方并没有放弃，接下来派出金融专家李滋罗斯等3人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李滋罗斯告知宋子文，如果想要英国政府给予贷款，中国货币一定要与英镑挂钩。宋子文原则上表示同意，指出世界上与英镑挂钩的货币很多，加入英镑集团对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很有利。
中国方面欲将本国货币与英镑挂钩的风声传到美国，引起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疑惧。中国政府也利用美国方面的焦虑，再次启动与美国财政部的谈判。1935年9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再次请求美国政府收购白银并给予贷款协助，指出法币改革能够成功全赖外汇管理，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出售大量白银以增加外汇储备”。为了在挂钩英镑之外再加大筹码，孔祥熙同时指出，日本一直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货币在内的日元圈，如果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届时中国政府可能只能“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借款”。
摩根索认为，在英日两国力争使中国货币与它们各自货币挂钩之际，向中国购买白银并提供贷款，是把中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好机会。他为此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向中国购买一百万盎司的白银。中国方面在感谢美国政府举措之余，转而坚持货币独立立场。孔祥熙指出，如果中国政府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通货挂钩，都会使得英美日三国在东亚的关系紧张。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英美日三国的对立，成功把中国的白银售卖给美国，获得了币制改革的准备金，为退出银本位、推出法币、实行外币汇兑本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