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危机理论已不能解释
    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尤其是近期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动荡，需要从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层面，思考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新变化。
    70年代转折点
    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二战后至70年代前，全球化并未发展，东西方分隔，这期间没有什么金融危机；7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可以称之为一种“金融病”，而且这种“金融病”有惊人的相似性。过去许多用于讨论金融危机的传统理论和模型能否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未知。其次，在如今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已经从过去的产业主导的资本主义突变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主导了全球经济的运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运作机制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当以上逻辑体系变化以后，传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解释能力。因此，我认为如果全球货币金融的逻辑出现颠覆性的变化，那么我们的理论思维也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最后，7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反复出现过多次具有惊人相似性的货币危机、汇率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总危机次数超过172次。
    传统危机理论的无力
    传统上，货币金融方面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原罪和货币错配假说”，即危机的主要责任是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举借外债；二是“浮动汇率恐慌假说”，即危机的主要责任是新兴市场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实体经济和政治经济方面也有两个解释：一是金融危机的一般模型和投机性攻击模型；二是经济基本面的各种模型——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然而，上述假设均不能很好解释近期或之前的货币汇率危机和金融危机。我们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国际考察货币金融动荡，进而提出更具有启发性的解释。
    我认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来临以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货币金融危机。必须结合如下几个现象来思考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第一，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货币政策长达五年，但是主要国家经济复苏仍然没有达到危机前增长率的一半；第二，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货币政策长达五年，发达经济体没有通胀反而通缩，新兴市场国家却出现通胀；第三，新兴市场国家既害怕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又害怕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第四，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制造出新的资产泡沫？第五，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国际货币金融运行的基本逻辑，货币数量解决不了量化宽松和通货收缩。
    70年代以来五大变局
    1971年以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经济主导的模式，我认为全球货币金融出现了五个大的变局：
    第一个大的变局是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包括今天中国也如此。货币金融快速，甚至恶性的膨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过去40年代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认为无论是解释新兴市场的危机，还是解释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都必须从这个里面寻找根源。
    第二个变局是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的深化，所谓“微笑曲线”完全颠倒。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处于劣势，国家之间激烈竞争。发达国家金融货币过剩，新兴市场国家产能过剩。
    第三个变局是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了全球的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剥削形态，如近几年全球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日益的两极分化，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贫困性增长困境”。
    第四个变局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了全球货币金融的格局。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恶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背离，成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威胁。
    第五个变局是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美元的霸权，反而从多个层面使美元霸权持续增强，
    这五大变局的核心是全球范围内的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背离。
    以大国战略争夺货币金融制高点
    2013年全球虚拟经济背离的趋势进一步恶化。首先，2013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飞速的暴涨。其次，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急剧扩张，现已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杠杆贷款，高收入债券、垃圾债券、欧元区债务、无抵押的担保贷款，杠杆收入比例等金融指标全面复苏，而且创造了纪录。与此同时，以美国失业率、欧元区失业率和通胀率为代表的失衡正在加剧。综合这些现象，我认为现在全球经济的内在结构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与此相应的货币金融逻辑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在此变化下，我们要重新思考当今的新兴市场的危机和所面临的问题。如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稳定性，汇率的动荡和冲击等具有负面影响的问题永远会持续下去，没有办法解决。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金融、货币力量被继续相对削弱，美元和欧元继续增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限制和新挑战，才是货币金融最核心的一个战略制高点。谁掌控了货币金融主导权和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价格体系和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两个基本的困境：贫困性的增长困境和货币被美元化的困境。
    面对这个新的格局，我国首先应该制定全方位的大国战略，包括大国的国际经济战略、大国的产业战略、大国的财政战略、大国的货币战略和大国的金融战略。其次，将货币金融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货币金融安全战略提升为国家最高战略，以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高度重视货币金融和财政外交，并且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枢纽。最后，调整各项政策，鼓励我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布局和跨国经营，争夺全球货币金融制高点。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