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让人耳目一新。出版界人士如愿了，今年1月，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作为代表之一被请进中南海为即将面世的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第一条建议就是，报告中应加上“在全国倡导全民阅读活动”这句话。 
    这是花絮，回归正题。其实，“倡导全民阅读”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不奇怪。去年在115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下，全民阅读立法已进入国家的立法视野，“倡导全民阅读”成为了国家意识。另外，中国国民阅读率的确很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12年18岁至70岁公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39本，电子书阅读量2.35本，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现状不是没文化的人不读书，而是“读书人不读书”。阅读习惯已深深断裂，若翻历史旧账，是文革十年浩劫的余孽；若找现实原因，是社会价值取向功利化的结果。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阅读的兴趣根本没机会点燃，而在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家庭里缺乏阅读榜样，学校里分数指挥棒也让他们更关注做题技巧而看不到阅读的好处。再加上这个时代娱乐业的发展和电子产品的出现，繁复的娱乐生活和碎片化的手机阅读侵占了大部分空闲时间，“静下来读一本书”被排到时间表的最末端。阅读兴趣与习惯的丧失是重新推动国民阅读的最大障碍。 
    要扫清这一障碍，仅靠立法是不够的，仅靠中央政府倡导也不够，根子还是要重新培养国民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儿童的阅读兴趣。虽说兴趣是私事，外力无法强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在培养儿童阅读兴趣上，就需要政府、教育机构和家庭的合力。政府要尽力保障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这是改变应试教育模式的治本之策，唯此基础上，学校和家庭才有空间施展拳脚加以引导。鼓励阅读的方式很多，一位定居美国的华人表示，美国教育体系对学生课外阅读很重视，他女儿读小学三年级，老师会为每个孩子安排阅读伙伴，高年级同学带低年级的一起读，彼此促进。平时的作业也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比如，他女儿的一道作业题是，阅读一篇关于古希腊建筑的小文，然后用自己的话写出来。香港承袭了英美的教育精神，也很重视阅读，学校每学期会给学生开书单。在一些国际学校，老师上课没有固定教案，而是按自己的计划教学，给学生阅读书目的清单。 
    重新培养一种全民兴趣和习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政府还应着力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与香港相比，内地的公共文化服务非常匮乏。700多万人口的香港拥有77间公共图书馆，而且服务很到位：借书可以去图书馆，还可以预约坐等送书上门；还书可以去任意一家图书馆，或者把书放到设于地铁中转站的还书箱。图书馆定期会将流动图书车开到人口密集的社区，方便居民借还书籍。便利的服务背后是高效的利用率，香港图书馆的登记读者约400万人，相当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登记读者。 
    阅读的价值无需累述，阅读与碎片化信息浏览的区别也无需累述，前者让人沉静、沉淀，而这正是浮躁时代所稀缺的品质，也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所需要的品质。历史的断裂已经形成，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一点点地弥补。作家梁晓声在接受采访时说，“读书可以带给你片刻时光的静好，也会成为基因，传给下一代。”期愿这阅读的火种能代代传承，直至融入每个人的血脉肌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