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披露温州一家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一年利润一百余万元,而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元。
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重、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少,经营越来越困难;而同期房地产业、金融业却利润丰厚。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经济信号,它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央政府重振实体经济决心坚定,也出台了若干扶助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财税政策,但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依然没有多大改观,不少企业依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从所周知,实业是经济基础,只有实体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没有实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就缺少了基石。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为此,笔者认为,政府重振实体经济再也不能“花拳秀腿”,应全面“望、闻、问、切”,勇出实招和硬招。
融资贵、融资难,是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命门”,各级政府应把打通“资金经络”作为事关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当前,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出台若干信贷产业政策,尤其对过热的房地产、产能过剩的大型工业企业,以及政府各类融资平台信贷进行限制,建立灵敏的、严格的银行信贷社会监督体系,把对银行信贷投入的监督纳入各级政府施政目标,用行政力量引导信贷向实体经济倾向;同时,要抑制各级政府政绩冲动导致的各种盲目投资挤占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让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此外,各级银行部门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银行业发展之间的“鱼水关系”,坚信没有实体经济发展,银行发展最终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树立扶实体经济就是拯救银行自身的经营理念,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自觉调整信贷经营方向,摒弃“重大轻小”的信贷身份观念,对有发展潜力、管理规范的中小微企业,在信贷上做到“一碗水端平”,使实体企业不再陷入民间高息融资漩涡,防止企业因付出过高利率而出现资金断链和破产风险。而且,银行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功能,提高实体经济在贷款上的议价权和话语权,主动降低贷款利率,减少各种中间服务性收费,降低实体经济贷款成本,切实化解实体经济融资贵困局。
税收重、收费贵,是制约实体经济的“病灶”,各级政府应把减轻经营负担当着医治实体经济“沉疴”的政治任务来抓。当前,实体经济确实不容易,除了经济大环境导致原材料价格高、用工成本贵等压缩经营利润之外,税费负担重也是增加生产成本、导致经营困难的重要因素。政府虽然在2013年8月出台了暂免征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使600多万户小微企业受益,但免税政策还不到位,因为绝大多数实体企业,尤其是制造类企业每月销售收入大多超过两万元,实际难享受减免税收优惠。
由此,各级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应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出发,忍痛割爱,放弃暂时财政收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应进一步加大税收减免力度,对实体经济实行灵活多样的减税方式,对微型、小型和成长型企业进行异质税收,实业企业与非实业企业有所区别;采取取消类似税种、直接减税、降低税率、缩短折旧时间等减税形式,只要对中小企业成长有利,都可以大胆地进行尝试。同时,完善征税社会监督体系,提高税费透明度,加大力度铲除各类不合理隐形税赋,彻底消除各种拿不上台面的暗地收费,继续取消各类行政审批性收费;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市场交易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健康、稳定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