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经验对我国经济再平衡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双重考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及面临的挑战，与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具有一定可比性，东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我国生产效率提高更缓慢
    以人均GDP衡量，我国与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
    依据世界银行的动态标准，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目前人均GDP处在976~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处在3856~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超过11906美元即为高收入。纵观全球，二战后仅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少数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多数拉美和东盟国家至今未能跨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与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类似的高增长，目前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与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台湾地区相当，处于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
    高投资、低消费是东亚经济体起飞阶段的共同特征，我国尤其明显。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体现出一定共性，起飞阶段高速失衡增长，具有高投资、低消费特征，之后逐步开始再平衡。以8000美元人均GDP为界，投资率先升后降，而居民消费率先降后升。再平衡过程中，国际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政府消费率相对稳定。我国经济失衡特征更加明显，2012年投资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0%、36%，与东亚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相比，偏高、偏低的幅度约为10~15个百分点。我国贸易顺差出现较早，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即已实现较高顺差，近期顺差有所收窄。政府消费率差异不大。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更加依赖资本投入，生产效率提高缓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弥补了资本规模报酬递减的影响，资本回报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基本一致。随着资本积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资本产出比开始上升，表示资本回报逐渐下降，但是生产效率继续提升，部分抵消了资本回报下降的拖累。我国资本产出比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即出现大幅提升，显著早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显示我国的资本回报更早出现急剧下降，生产效率提高缓慢，更加依赖资本投入。
    日本经验：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
    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之后，主动适应资本边际产出下降规律，通过产业结构转型、生产要素市场化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再平衡。再平衡过程中，经济保持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
    良好的再平衡建立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之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后，成为资本丰富型国家，纷纷实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计划，关迁落后产能，加大研发支出力度，培育出半导体及IT等新兴战略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贸易实现盈余，工业附加值上升，经济实现再平衡，成功迈进高收入行列。与此相反，部分拉美及东南亚国家制造业较弱，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前即降低了投资、增加了消费，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工资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战后恢复阶段，日本实施“倾斜生产”的政策，鼓励投资，人为压低工资，待资本稀缺程度有所缓解，通过19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工资，扭转了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劳动者收入份额大增10个百分点并稳定在较高水平，促进了消费。与此相对照，巴西等部分拉美国家资本极其缺乏，本应积极鼓励储蓄和投资，反而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纵容工资高于劳动生产率，导致消费畸高、投资不足和高通胀等诸多问题。
    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投资持续高增长、资本总量及产能达到一定水平后，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再平衡。日本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待1970年代资本存量积累到较高水平，高度管制的利率体系开始松动，资金成本有所上升，有效遏制了低效率投资，在资本回报下降的背景下，投资下降到合理水平。与此相反，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国内产能不足、持续高通胀和信贷市场分割的背景下，早在1970年代中期即匆忙推行“一夜到位”的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持续高企，严重拖累投资和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剧了失衡。
    转变政府职能，为居民扩大消费提供支持和便利。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政府推出的举措包括：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降低耐用品消费税率，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第二，完善二次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力度，抑制贫富差距拉大；第三，健全完善带薪休假和弹性休假制度，适度增加劳动者可支配闲暇时间。
    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我国经济失衡既有经济起飞阶段的共性，也有独特性与再平衡之前的东亚经济体类似，我国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利于投资。一方面，劳动报酬偏低。我国实际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有所改善，升至45%，仍比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低5~10个百分点，导致三个结果：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抑制消费；二是资本回报虚高，刺激投资；三是形成劳动力比较优势，利于出口竞争。另一方面，我国存在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存款利率，相当于对居民征税来补贴投资。
    户籍制度、地方考核机制和国企利润分配较低等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不利消费、利于投资。首先，户籍制度削减了农村户籍人口福利，阻碍城镇化进程，抑制消费。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仅占38%，城镇常住人口占52%，低于中等收入时期的东亚经济体20~25个百分点左右。其次，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五年一届，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晋升，投资见效快，往往成为首选。再次，我国国有企业近年来获取了大量利润，但是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偏低，多数利润被企业留存后进行再投资。
    目前，我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再平衡的双重考验，东亚经济体成功再平衡经验可供借鉴。东亚经验对我国经济再平衡的启示，第一，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再平衡准备条件。我国经济再平衡的方向是降低投资、增加消费，其前提是持续稳定提高居民收入。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制造业复兴举措，受益于市场自动调节及政府积极推动，目前初见成效，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落后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高新技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还不强，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面临全球产业链低端和高端的双重挤压竞争，只有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应对外部冲击、在长期内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稳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还有很大提升区间，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抵消再平衡过程中投资增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继续大幅增长受限，随着要素投入增速下滑，经济增速迅速减半。我国尚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必要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释放改革红利，清除市场壁垒，放开市场准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实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利于消费的宏观环境。首先，户籍改革。破除户籍制度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资本利润上缴财政比例，用于减税或增加政府公共投入，有助于提高消费、降低投资。最后，改善地方政府激励，不唯GDP论英雄，降低非理性投资冲动，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corbis图
    （作者为资深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