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第一财经推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已过去了六年。六年，我们在思维上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

　　2008年，有记忆的话大家还可以想起那场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经济下滑和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相关联地，社会对于企业的抱怨直线上升。正是那一年，我们推出了“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可能会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就是从更加看重和依赖市场的力量，到更多体现社会的呼吁和力量。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从市场的力量到社会的力量”。时至今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政府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

　　也是在2008年，我们提出，企业的基本职责包括履行社会责任，而并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利润。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事实上跟所处社会之间有一种潜在的默默的契约。这个契约并不是书面签署的，但是是存在的，是彼此依靠的。企业要占用、耗费很多社会的成本、要素和资源，因此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外，也要回馈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公司需要明确地阐述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和公司的最终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公司的利润恰恰说明，公司能够有效地使用资源、成功地向社会提供所需的服务。我们相信，公司发展必须符合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股东价值的创造是公司成功向社会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一种衡量和奖励。

　　我们当时还提出，企业是我们这个星球上除了学校之外，培育着最多人口的地方。如果能让员工更开心、更安心，并且负责地得到成长，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一种很好回馈。企业应该对广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这也是企业与社会之间契约关系的一部分。

　　从一开始举办“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注重评选的公正性和专业性，聘请国际性专业机构来监督、控制整个流程。也非常感谢企业的响应，这个活动一推出就得到非常正面的社会反响。

　　2010年前后，我们感到，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简单的对社会问题的回应（Response）。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应该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更有机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如果一家手机制造企业，定义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是环保价值的话，如果它能够用一些可降解的材料比如玉米作为外壳，那么不仅能够给社会提供可循环降解的价值，同时成本可能比原来的塑料还更加便宜。正如竞争力理论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说的，“企业从事公共事业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而实质上，则应该专注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当地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并不希望企业抛开自己的长期价值，把社会责任简单作为一种公关响应手段。

　　2011年，我们希望对企业社会责任赋予更加本土化的诠释，所以提出“仁商”的概念。“仁商”其实就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仁”字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仁者爱人，为人由己，仁是“心之全德”。孔子曾经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也”，五者就是“恭敬”的“恭”、“宽容”的“宽”、“信用”的“信”、“敏锐”的“敏”、“普惠”的“惠”。如果把这五种优良品德都实践起来的话，就是“仁”的境界。

　　我们从儒家经典里面提炼出“仁”的概念以后，设计出了一个包括五个维度在内的仁商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反映出西方企业社会责任中惯常讲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同时又有很多本土化的发掘和延伸。

　　通过六年多的工作，在中国大地上，经由众多企业的努力，以及政府和媒体的大力倡导，今天企业承担责任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也是企业实践的自觉。

　　前几天和“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做了一个对话，他一篇最新论文中提到了两种力量，一种是交易性、功利性的（Transectional）力量，一种是改革的、转型的（Transformational）力量。我想企业社会责任经过这么多年大家的共同努力后，已经从一种简单的、响应的、带有明确功利性的力量，上升到改革与转型的力量的境界。这是一个新的范式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为第一财经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感到骄傲。

　　展望未来，特别是按照2020年中国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的，我们共同要走的路很遥远，如何让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概念既坚持西方话语系统中的专业性和多维度，又能够很好地呼应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以及社会力量对企业更多的要求，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本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