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关系需政府自我改革释放社会空间

  本报评论员 刘波

    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加快中央7月底正式提出的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确能推进简政放权，这需要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通过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实现共赢，而绝不能理解为政府放弃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及不愿接受民众监督和追责。而要让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服务型政府转型，就必须就购买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制定一套严格细致的法治化制度。

    购买行为应纳入《政府采购法》统一规范，还必须遵循一些前提性原则，比如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且效率更高的服务，才由政府向其采购，在采购之前通常要经过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程序等。同时，其绩效应有第三方评估，是否达成所设想的成效，是否比政府直接提供更高效，均需经过严格评判论证。《通知》只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购买信息，但在政府与民众力量严重不平衡情况下最重要的并非信息公开，而是绩效评价机制，必须能通过评价来修正不合理、有猫腻的购买行为，取信于民。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应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在接受委托提供公共服务时，和政府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可以通过一定机制来维护自己权益，得到公平对待。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对象却更多是依附性社会组织，甚至直接就是政府设立的组织，这样的购买如果没有很严格监管，就将无异于一种利益输送，就像《通知》所警告的那样，“两头占”，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这会让购买服务演变成一种左右口袋掏钱的游戏，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与腐败危机。 

    当然，当前国内独立的社会组织出现时间晚，发展缓慢，以新生社会组织居多，并带有种种新生事物的乱象。同时政府登记管理制度严格，私立组织的权利缺乏法治保障，资金来源也受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限制，都导致社会组织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且政府还在利用权力和资源优势，控制和干预社会组织，使之依附于政府，干扰了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使其习惯性地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资源，变得消极被动。

    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这种现状仍需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疏通社会机制，既不责任缺位，也不权力越位。现在需研究的是通过何种机制，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起到培育、促进这些新兴社会组织的作用，而这就需重新定位政府功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总之，实现服务型政府不仅是目的，也是重要前提。《通知》要求通过购买服务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但其实先实现后者才能有效实现前者。政社关系的正确处理需政府以自我改革来释放社会空间，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降低登记准入门槛，提供健康的外部制度环境。毕竟，唯有在一个对政府存在有效监督的社会中，才会有正外部性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否则购买将是对所有人利益的更大损害。